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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策展在中国”论坛暨201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年会于12月14日、15日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论坛两个主题为“策展与时代·文化责任”、“策展与时代·学术发展”,旨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打造具有学术高点、国际视野的策展交流平台,通过主题发言和分组研讨的形式对2019年策展学界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成果进行讨论,推动中国策展学科与艺术生态的繁荣进步。
中国策展人队伍不断壮大,展览策划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专业,策展也有了自身的研究课题。在此,将本次论坛主题内容陆续刊发,与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中国策展学的实践与理论建构。
2019/12/7 Major Winter
从中国的历史脉络与当代现场出发的策展之路
作者:胡斌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艺术管理学系教授
摘要:本文认为,“中国策展学”的建构应该从中国艺术的历史脉络和当代现场出发。在知识储备上,无论是关于批评还是策展,都应该持有兼具历史视野和跨文化视域的整体观;在策展实践上,应该从历史与当代的连接中寻找自身的路径。而这种对自身路径的建构本身就处于国际化的网络之中,也必将激荡起国际艺术世界独特而积极的回响。
关键词:历史脉络、当代现场、中国策展
策展这门行当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大约三十年的实践,而策展人也划分出了几代。从最初的主要作为批评家和活动组织者的角色到越来越具有策展意识并进入到国际化视域中的中国策展人,这个群体开始思考,应该要探讨关于“中国策展学”的建构问题了。我们说,策展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工作,它有其一般性的工作原理和规则,作为策展人,最先要了解的还是这些基本的流程和相应的知识技能。然而,敏感于时代的策展人,不应该只是进行一些例牌的策展,而作为中国的策展人,我们还要思考的是,切入到艺术世界的路径到底与其他策展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能为业已种类繁多的展览领域增添怎样不同的因素?
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回到中国艺术的历史脉络和现场之中。首先,在知识的储备上应该具有历史的同时又是跨文化的整体观。在这方面,得益于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史家所作的翻译和历史梳理工作,无论是对于西方还是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变迁史,我们都逐渐明晰起来。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后,出于对过去单一化的思想和艺术制约的反叛,国内艺术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国外的现代哲学和艺术信息,并付诸实践,由此涌现出了一批前卫艺术家和批评家。正如黄专所言,哲学成为那时最直接的思想批判和精神重建的武器,甚至构成了某种话语权力。到了80 年代中后期, 作为对这种哲学运动的反思和观念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各种“后学”逐渐成为了主要思想资源,并促成了中国由 80 年代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向 90 年代“当代主义”观念运动的转型。[1]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逐步活跃起来,艺术家们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进入国际艺术平台的机会,文化权力与殖民话语的问题由此变得愈加突出。面对新的艺术现象和环境,“后学”是批评家们的重要武器,同时因为对于话语权力、消费社会、流行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中的不少评论带有社会批评的浓厚色彩。
现如今,各种“后学”仍是批评家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他们对于批评学科本身的建设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实际上,这也是几代批评家努力的结果,比如易英对于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译介,以及沈语冰在这方面的系统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等等,促进了批评学科的完善。一些青年批评家的工作正是以此为参照逐步展开的,并树立起了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此外,视觉文化和图像理论的兴盛和大力引介使得视觉观看、视觉机制的问题成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不少批评家以此方法分析艺术图式的结构与社会文化的权力关系。还需要提到的是,虽然青年批评家大都出身于现当代艺术史或艺术理论专业,但是他们的阅读兴趣绝不停留在现当代哲学、艺术理论方面。近些年来,在一些年轻批评家那里出现的对于古代及民国学术的阅读热潮就是明证,并且有的还将这种阅读心得注入到了对当代艺术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当中。
我本人在教授艺术批评这门课程时,就试图建立起这样的历史认知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又是需要不断补充和调整的。比如西方部分,我们先从罗杰·弗莱、格林伯格等的形式主义路径了解了从印象派直至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线索,然后又通过克拉克、克拉里、施坦伯格、夏皮罗等著作看到对这个历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不同解读角度。而从现代到当代,我们既看到了丹托的三段式断裂的艺术史叙事线索,又看到了德·迪夫试图建立某种关联的解读(抽象绘画与现成品的关联、展览制度的关联)。对于中国部分,我们采取的办法则是沿着历史的演进轨迹,提取具有广泛和深刻影响的问题论争案例进行重点分析,由案例剖析进而揭示话语背后的历史语境、知识框架以及艺术创作境况,由点到面,形成对中国艺术批评与创作面貌的系统把握。因为不建立一个框架,便无从判断现在纷繁芜杂的当代艺术现象。当然,我们更不能忘了策展本身的历史脉络,近些年,有关“展览史”的大量文本翻译和研讨,对展览模式和体系的思考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策展已经远远不只是由开幕、展陈、研讨、出版以及传播等几个部分组成的艺术活动,它还是思想的运动,有其自成脉络的演进动力和观念创新的诉求。
同样的,策展实践也越来越需要在历史与当代的连接中展开。以往,策展更多对应的是当代艺术;随着博物馆、美术馆策展意识的加强,有关古代及近现代美术的策展也越来越多,而一般来说,这两种策展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是,近些年,这两者被打通的倾向日趋明显。我曾经在《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2辑的编者导语写到:“当代”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理解角度,而不是局限于某个时间段的产物,如果按照“当代是对过去的统摄”的观点更是如此。对当代艺术亦可作如是观,当然,它有其产生的时间段,但是它所涉猎的问题或者展开的视角却是跨越特定时段的。因此,我们希望对当代艺术的研究能够在一个长时段的视域中进行,以便于理清其中的思想脉络和推演逻辑。
现在我们有些策展人,基于跨时段的整体观照的视野不断地推进将历史与当代连接起来的策展实践。一方面,“气韵生动”“传移模写”“重屏”“格物”等有关古代绘画与思想的词汇被用来激发当代艺术的视域。而另一方面,古代或近现代的事物,也需要在当代的视角下进行重新审视。所以,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工作的策展人越来越多。比如最近巫鸿在苏州博物馆策划的“画屏:传统与未来”,很显然是从他研究已久的中国古代艺术中的“重屏”概念入手来串联起古今不同材质和类型的“屏风”艺术。又比如,2017年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划的“潘玉良:沉默的旅程”便是受潘玉良史实激发,邀请几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进行创作,他们的展览形成对潘玉良那段艺术与生命旅程的回响,同时又将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放置到了当代性的问题场域之中。
“潘玉良:沉默的旅程”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7年
拍摄:于渺
再比如,对于中国革命美术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验的再思考也被引入到有关当代艺术的策展之中。在这方面,众多的策展人都作出过卓有成效的探索。2015年,西安美术馆曾经举办了名为“自觉与重建:从延安木刻到无名者的实践”的展览,就是试图从主体建构的角度,重新来看待延安木刻在那样一个时期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所呈现的与主体解放相关的悖论,而与之对应的是,将当下各种类型的社会介入性艺术行动纳入进来,以揭示各种被遮蔽、被压抑的无名者,重建某种源自其中的主体性。
“自觉与重建:从延安木刻到无名者的实践”展览现场,西安美术馆,2015年
在我个人的研究和策展经历中,一方面是有关近现代美术史个案与现象的梳理,另一方面则是直面当代最新和最前沿的艺术现象和动态,这两者并非分裂的。比如,我既研究中国过去的工农美术创作,又关注现在的社会参与式艺术,我从众多的参与式艺术中看到了“合作社”“互助社”“供销社”等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概念,比如碧山工销社、许村国际艺术公社、羊磴艺术合作社、定海桥互助社等。这两者联系起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们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和差异?这些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参与式艺术在多方力量或主体的关系中相互激荡、催发演变,它们如何从复杂而激烈的历史与现场获得贴合自身诉求的艺术实践方法和路径?这里面无疑有着可以挖掘的广阔空间。
碧山工销社首展“早春二月”现场
摄影:张鑫©️左靖工作室
这样的历史与当代相互激发的研究和策展思路不仅仅是国内策展人在践行,它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比如,在第10届上海双年展中,策展人安森·法兰克就将鲁迅、梁启超以及木刻运动等引入到他对中国异质现代性的讨论之中,尽管这种引入被认为没有真正与展览的艺术作品发生互动关系,也不能为构建其他文化体系的命题做出太多贡献。[2]而这也正好说明,一些西方策展人将历史事件与中国某些当代艺术实践并置时并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机理,而是更多地从其自身文化批判的视角出发。另一个角度看,从中国文化内部出发的研究并不见得只是本土的、非国际性的。
“社会工厂: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4年
拍摄:翁笑雨
汪晖在谈“20世纪”时就说:20世纪存在一个广泛的“互为前史”的现象,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周期率。“20世纪的政治论述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俄国革命、美国革命,所有的这些都成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在艺术领域,早是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浪潮,一波波来袭。20世纪的历史是把他人的历史纳入自己历史内部的一个历史,同时也是把自己的历史创造成为全球的同时代史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是同时代史,尽管这一时代盛行现代性的进步史观,但这一时代的主要特点恰恰是打破现代性的时间框架,把不平衡、错置的关系作为它的前提,不再遵循将别人作为现代、我们作为前现代,或者倒置过来的逻辑。”[3]所以,从自身历史与现场出发的研究和策展本身就处于一个国际化的网络之中,同时也必然反馈到更具广泛意义的艺术世界。而在此当中,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所激发的思考和启示意义当然是有所不同的。正是从这一层面上说,寻找中国策展的路径的价值才愈加凸显。
注释:
[1] 黄专:《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美术”》,《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
[2] 翁笑雨:《现代性的边界抑或裂缝——有关安森.法兰克的策展与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研究2:公共空间与艺术形态的转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
[3] 刘鼎、卢迎华编著:《沙龙沙龙:1972—1982年以北京为视角的现代美术实践侧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72页。
*此文据《美术观察》2019年第8期刊文增补
— END —
监制:昭一
责编:小清
供稿:“策展在中国”项目组
校对:丝雨
作者:中华世纪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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