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件流传到今天的魏晋尺牍法帖,其实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残缺不全”之嫌，这个问题尽管与书法的真赝优劣并无直接关联，亦不影响人们对魏晋书法美妙的观赏临摹，但从研究古代文献的立场看，这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其形式与内容是否是完整的?它们在被复制和流传过程中有无发生丢失或缺损现象?“完整”的尺牍法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这些问题似乎不太为学者所重视。众所周知，短笺[1]之类尺牍的主要载体为法帖，由于复制法帖的目的是如实再现字迹原貌，按理说法帖应该是最接近尺牍原有形式的。但是，法帖确有“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现象。究其原因，一般都认为为后人造假作伪、商贾割裁断裂所导致[2]，其实原因远不止于此。例如法帖还有被人为编辑删节或改动的情况。比如王羲之《十七帖》共收有29通尺牍，除了字迹略保存了原有面目外，无论其文字还是形式几乎都很难看到尺牍原有样态了，是一组名副其实的无“名款”帖[3]。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或导致尺牍法帖不“完整”呢？以下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一般来说，不“完整”尺牍法帖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 “附言”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王羲之传世法帖唐模本《何如帖》《奉橘帖》（图1），笔者怀疑《奉橘帖》可能是《何如帖》的附言。唐褚遂良《右军书目》37帖（下略称《褚目》[4]）著录“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如何 五行”（“何如”作“如何”因笔误所致）。《何如帖》加后之《奉橘帖》正好五行，这说明当年褚遂良曾鉴定过此二帖，并将是将此二帖看成一帖的。《何如帖》已具备了尺牍应有的具礼语（首位对应的“羲之白”）、套语(“不审尊体比复何如[5]……”)，告答近况（“中冷”[6]）等尺牍基本要素，是一件在魏晋尺牍法帖中常见的首尾形式完整的短笺[7]。

图1《何如帖》《奉橘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在完整的尺牍后面又多出来两行的《奉橘帖》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算不算独立的一帖？在褚遂良看来，应该是不算的，所以《褚目》把它与《何如帖》合成“五行”一帖。笔者也认为《奉橘帖》不是独立的一帖，应是《何如帖》附属部分，即“附言”。这一现象在其他魏晋法帖中是可以找到例证的。比如《淳化阁帖》卷六收刻《鲤鱼帖》，排在《奉告帖》之后，笔者曾经考证前者应是后者的附言[8]。《鲤鱼帖》与《奉橘帖》其实非常近似，而且从帖文看《奉橘帖》并无前言后语衔接，不能满足书式与内容完整的书简所应具备基本条件。

其实这种现象在法帖中时常可见，如《十七帖》的《天鼠膏帖》《朱处仁帖》《盐井帖》《严君平帖》等，在内容上均为孤零零的一两句话，且无前言后语衔接，很像是附言，而却被后人当做独立一帖了。这是尺牍法帖不“完整”的成因之一。

二 单复书

单书、复书是古代书信的两种形式，单书以一张信纸书写，复书用两张(或以上)信纸书写。比如法帖中的某一尺牍，其实并不完整，它可能是一件复书上纸部分或者是下纸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也曾有过专门讨论[9]，在文中主要列举了下例。

《书记》[10]177帖:六月二十七日羲之报，周嫂弃背，再周忌日,大服终此晦，感摧伤悼,兼情切剧,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处,言已酸切,及领军信书不次,羲之报。

《书记》78帖:日月如驰，嫂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此二帖从内容和形式来看，所述为同一事，发信时间及收信人也前后完全一致，已具备了构成复书的必要条件。又《淳化阁帖》卷二有王洽(323－358)《不孝帖》《兄子帖》二帖：

《不孝帖》：洽顿首言: 不孝祸深,备豫婴荼毒,荫恃亡兄仁爱之训,冀终百年永有凭奉,何图慈兄一旦背弃,悲号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烦冤,不自堪忍,酷当奈何!痛当奈何! 重告恻至,感增断绝,执笔哽涕,不知所言。洽顿首言。

《兄子帖》：洽顿首言:兄子号毁，不可忍视，抚之摧心，发言哽恸。当复奈何奈何！洽顿首言。

此二帖按前后顺序排列，内容彼此相关，皆诉吊兄亡事，二帖可能原为一件复书二纸，而《淳化阁帖》误分为二帖。

再有《淳化阁帖》卷二有王廙（276—322）《两表》，此二帖可能是一件复书的上下二纸，以复书形式保存了下来，而《淳化阁帖》将《两表》编排在一起，合为一帖。

（表1）臣廙言，臣祥除 以复五日，穷思永远，肝心寸截，甘雪应时。严寒，奉被手诏，伏承圣体御膳胜常，以慰下情 。臣故患匈满气上 ，顿乏匆匆 。慈恩垂愍，每见慰问，感戴屏营 ，不胜衔遇。谨表陈闻。臣廙诚惶，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表2）臣廙言，昨表不宣 ，奉赐手诏，伏承圣体胜常，以慰下情。不审夙昔 复何如？承郑夫人 乃尔委顿 ，今复増损 ，伏唯哀亡愍存 ，益劳圣心。谨附承动静，臣廙言。

上表人王廙是东晋著名书画家，他即是王羲之叔父，也是王羲之幼年时期的书画启蒙教师[11]。上表对象是晋元帝司马睿（276年—323），王廙是元帝的姨母弟，二人一直保持亲密关系。《两表》是否符合复书条件,需要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求证：首先，确认二帖是否同寄一人；其次，确认二帖内容是否彼此相关；再次，确认二帖是否相符复书形式。通过考察《两表》，第一，确认了二帖同寄一人，即晋元帝司马睿；第二，确认二帖内容彼此相关；第三，确认了二帖均符复书形式。因此断定《两表》此二帖可能是一件复书。

从以上三例不难看出，如果只是其中一件留传下来，也许后人会以为它是一件完整的尺牍。这也是尺牍法帖不“完整”的成因之二。

三 文献收录

其实不仅限于魏晋法帖，文献中所收录的魏晋人书信尺牍文字也存在不“完整”的问题。一般来说，文献所载的多数书简文，大部分都被编辑者作过删节改动，比如删除书信原有的寒喧语和套语等等。更为严重的是，有时文献上的所谓引文，而实际上只是引述原文大意而已，这些现象都能从传世文献如《全晋文》《晋书》《资治通鉴》等找到例证。

A文献所辑录陆云短笺

《全晋文》收录不少西晋陆云(262－303)尺牍[12]，其中有很多平日往来私信书简，比如《与兄平原书》《与杨彦明书》诸书简即是，其形式与二王尺牍法帖有几分近似处。钱钟书也曾指陆云这类尺牍“无意为文，家常直白，费解处不下二王诸帖”[13]，概括了其特点所在.但《全晋文》所收的陆云尺牍中，更多的与二王尺牍法帖并不一样，如《与朱光禄书》《与张光禄书》《与严宛陵书》《与戴季甫书》《与陆典书书》等，明显有四言句及骈俪“赋文”体的痕迹，是文学色彩较浓的一批书简，绝非“无意为文”，例如《与陆典书书》九首之一：

云再拜：日月运迈，何一流速！衔哀经变，思愈深。亡灵处彼，黄塘幽旷。在远之亿，心常怆裂，含痛靡及，悠悠柰何！想时时复一省视，思至心破，无所厉情。叔父一兄，故尚未达，想不久至耳。深忧徙际，公私哀罔，旷离山墓，永适异国。四时灵寂，桑梓靡循。且念亲各尔分析，情感复结，悲叹而已，知大人每垂恤逮也。临表悲猥，绝笔馀哀，不知所次。

有学者曾经对这类文献收录的尺牍性质做过分类，日本学者福井佳夫在其《六朝書簡文小考》中认为，六朝书简文大致可以划分为“实用性”和“文学性”两类，并归纳如下:所谓“实用性书简”，作者以不公开书信内容为前提，目的是为了传达私事。内容表达简洁真率,不引用典故，多用习语口语,只重文词畅达而不重文学与修辞上的修饰。所谓“文学性书简”，作者大概是有意识地公开自己书信的内容，所以传达私事目的比较稀薄，在内容上实用性不强，而文词美观华丽，引经据典，行文极注重修辞学上的语词装饰，以突出美文的观赏性。[14]  陆云的“文学性书简”暂且不论，即使是他的平日往来私信书简，很多尺牍要素均已经不见踪迹，这从阙“月日名白”“顿首”等具礼语前存后阙失去呼应等情况看，应该是被人做了删略。如《与戴季甫书》一首云：

云顿首顿首。惟夏始暑，愿府馆万福。疾病处远，人信希少，情问阙替。中间旷年，瞻慕敬想，兴言反侧。隆敦，比辱慰诲，衔抱丰眷，以增愚迹。不胜勤企，谨及君之书，不以备。

书信结尾处应该也有“云顿首顿首”与前对应，无则明显有文字残缺，或人为的删减，这也是文献所录尺牍文的普遍现象，尤其收录长篇大论的议论性尺牍时，更是如此。

B文献所录王羲之的长笺

通过比较《晋书》与《资治通鉴》所收录的王羲之篇幅较长的书简文，不难发现这些文字被后世做了不同程度的删减与约略。例如，《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引“与会稽王笺”云：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

《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永和八年条引“与会稽王昱笺”作：

人臣者谁不愿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难得之运哉！

对比二者，虽大意接近，但文词语句早已相去甚远，面目皆全非。

又《晋书》王羲之传与《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所录“诫谢万书”皆为引录文，前半部分文字略同，至与后半则各异。王羲之传作：

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

《资治通鉴》则约略节引作：

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

至于《晋书》、《资治通鉴》所引王羲之书简原文孰近原作？不得而知,当然也不排除后者是从前者简约节引再适当添加润色而成的可能，但从文献流传角度看，其渐失原作面目之性质并未改变，倘若《晋书》所引不存，后人无法以据核实，或许还会误以为《资治通鉴》所引录者为原文。

四  法帖行款的异同

考证尺牍法帖有时与考证古籍版本非常相似，因为都非常关注文字的行列款式，即所谓行款。魏晋尺牍的主要载体为法帖，而复制与传播法帖的目的，是如实再现与保存法帖字迹的本来面目。换言之，传世法帖应该是最接近于尺牍原有形式的，然而事实上，一通完整的尺牍法帖，在被复制和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丢失缺损”从而导致“残缺不全”、或者因行款变动从而导致形式改变等等。其中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后者,即所谓缺字少行.反映在尺牍法帖上就会出现行款异同现象。一般认为,此乃后人造假作伪以及商贾割裁所导致[15]，其实原因远不止于此。由于法帖中的行款异同与尺牍形式是否完整有直接关系，以下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A 著录

先从《褚目》《书记》[16]中择取王羲之法帖二例考察。

《褚目》113帖：二十七日告姜氏母子 五行。

《书记》113帖: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此一帖行草。

《褚目》118帖：六日告姜复雨始晴 五行。

《书记》180帖：六日告姜，复雨始晴，快晴。汝母子平安？力不一一，耶告。

《禇目》《书记》帖文后小字分别为褚遂良、张彦远所注。“耶告”意如“父字”，故知此乃王羲之寄给儿女的信。据《褚目》113帖、118帖著录，均注“五行”，然而与之相对应的《书记》113帖、180帖文分别只有十七字与二十一字，远不足五行应有的字数，从结论上说，“告姜”二帖已不完整了。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或二帖所欠阙文字，是流传或复制过程中丢失。可见行款异同，确实为证实法帖是否完整提供重要线索，否则后人仅凭帖文无法判定“告姜”诸帖是否完整。非但如此,法帖在复制流传过程中不仅只是缺失，有时还有“妄增”情况。《书记》113帖曾以《二十七日告姜帖》之名被明《墨池堂帖》等收刻（图2），帖尾“羲之顿首”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首先长辈寄晚辈书信不用“顿首”；其次，按照尺牍书式习惯，起结处为“告……耶告”前后对应，不可能于其后再署“羲之顿首”。

图2《二十七日告姜帖》（《墨池堂帖》）

B 模搨

唐模搨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图3），流传有绪，乃出自《褚目》60帖“羲之顿首快雪时晴 六行”，但褚遂良所见原帖乃“六行”，与传世摹本“四行”不符。又如传世摹本《平安帖》（图4），出自《褚目》88帖“此粗平安 六行”，但行数亦与传世摹本“四行”不符，“缺损”可能是在复制或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或模搨时所据底本已残，或商贾割裁断裂，均不可考。

图3唐模本《快雪时晴帖》

图4《平安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又如前举《何如帖》《奉橘帖》（图1），《褚目》著录为“五行”，今本《何如帖》加后《奉橘帖》正好五行。这说明当年褚遂良曾鉴定过《奉橘帖》《何如帖》，并将之视为“五行”一帖，然而后人将此帖一分为二，切分为二帖。这不仅与《褚目》著录的行款不符，即便分作二帖，《奉橘帖》的帖文也无头无尾，语言又无前后衔接，很难想象这是一件完整独立的尺牍。

C 刻帖

王羲之《建安帖》[17]，《褚目》173“四月五日羲之报五行”《书记》107所录释文与刻帖同。真迹在宋代仍然传世，现今不存，但诸法帖多有收刻。如《淳化阁帖》卷六《建安帖》四行(图5)，《大观帖》（图6）亦作四行，但行字多出《淳化阁帖》，唯《宝晋斋帖》(图7)卷三为五行，与《褚目》一致，《宝晋斋帖》保留了原迹“平阙式”痕迹[18]，在第二行遇“建安灵柩”改行，可见原帖“平阙式”的痕迹未被改动移位，保留了原有形式[19]。因刻帖者为了尽可能收录容纳更多法帖，不惜压缩法帖原有行距以“节约”版面，尤其是因“平阙式”所留出的“余白”最易受到挤压，导致法帖行数和行距均发生了改变。

图5《建安帖》（《淳化阁帖》）

图6《建安帖》（《大观帖》）

图7《建安帖》（《宝晋斋帖》）

再看一例。如前所举《淳化阁帖》卷六《鲤鱼帖》实乃上一帖《奉告帖》(图8)之附言。笔者曾有文专论[20]，兹不赘说。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奉告帖》“名白”起结的易位，即“……羲之白”被移位至《鲤鱼帖》前，变成下一帖的启首句，幸有《褚目》69著录“送此鯉魚二行”，再加上《澄清堂帖》(图9)尚存原迹旧式，才得知《淳化阁帖》其实是为节省版面而擅自移改行款，甚至罔顾尺牍书仪规则与内容关联，随意切割，将原有尺牍形式弄得面目全非。

通过上举《建安帖》与《鲤鱼帖》《奉告帖》可以发现，在复制与流传过程中，它们的行款时常发生变化：《建安帖》出现了四行与五行两种形式；《鲤鱼帖》《奉告帖》出现了六行与七行两种形式。从接近原帖形式的角度来看，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图8《奉告帖》《鲤鱼帖》（《淳化阁帖》卷六）

​图9《奉告帖》《鲤鱼帖》（《澄清堂帖》卷六）

尺牍法帖行款的改变，虽然在内容上对尺牍的完整性没有直接影响，但在却使得尺牍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影响尺牍不“完整”的一个要素。

结语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传世魏晋法帖中所见尺牍书简，实际上找不出能够自证其形式完整、接近尺牍原形的任何依据，换言之，法帖中的任何一件尺牍，尽管看似完整而实际上有可能并不“完整”。其次,文献所收的尺牍书简,非“完整”性情况尤其严重，在使用这类资料时,需要注意是否为节引或概括原文的大意。再次，传世尺牍法帖的复制品，其行款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到尺牍的完整性，这里所谓完整还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这些在今后考察尺牍法帖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无论在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会存在不“完整”的可能，这就是笔者要提出的一个问题。而通过举例，论证了导致其“完整”的原因，分析了尺牍法帖在复制与流传过程中出现丢失或缺损诸因素。最后的问题，则焦距在如何才能确定一件尺牍是完整的？其基本形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形态？既然传世的魏晋尺牍法帖无法自证其完整，那么不妨借助于第三方的旁证资料，即运用参证资料加以检测，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拟另撰文讨论。

[1]宋司马光（1019－1086）《温公书仪》[1]卷九引前人旧仪云：“刘仪：短疏、覆疏、长疏三幅书，凡六纸。”“刘仪”指宋刘岳《吉凶书仪》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亦不传。可见唐人已根据篇幅的长短把尺牍分作“短疏、覆疏、长疏”三中类型。“便条”首先应该是“短疏”之属。

[2]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谓王献之书中“读之了不可解者，当是笺素败、逸字多尔。”又如范祥雍点校本《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序：“二王书迹，自齐、梁以来珍如拱璧，尺牍常被牟利之人剪割拼凑，以求高价。所以原迹有些在当时已无法读通，今所见《淳化阁法帖》二王书，不乏此例。”

[3]参阅祁小春《〈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王羲之〈十七帖〉汇考》所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

[4]范祥雍点校本《法书要录》卷三（前出）。

[5]不审尊体比复何如: 魏晋人尺牍中最常见的套语之一,主要用于问候寒暄。如《褚目》23：“臣羲之言，严寒，不审 四行”，即张彦远《右军书记》165：“臣羲之言，寒严，不审圣体御膳何如？谨付，承动静，臣羲之言。召表皇太后一”）40：“羲之死罪，不审何定，尚扶持 四行”224：“雨后无已，不审体中各何如 九行”（《法书要录》卷十（后略称“书记”。前出）以及王献之《鹅群帖》：“献之等再拜，不审海盐诸舍上下动静……”《真诰》卷十八许翙尺牍：“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渐热，不审尊体动静何如？”等等，此惯用句甚至可以用如“不审尊马可得送以来否？”《真诰》卷十七杨羲书简。

[6]中冷：《书记》54帖有“得告，知中冷不解，更壮湿，甚耿耿……”183帖“此日中冷，患之，始小佳……”149帖“期（王羲之子小名）中冷……”。综诸帖文语意，当作病名解。

[7]钱钟书将这类短笺称之为“便条”“字条”：“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杂帖之费解，又异乎此。家庭琐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亦未遽都能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足句，即已心领意宣；初非隐语、术语,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不特桃花源有此中人语也。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一0五全晋文卷二二“王羲之法帖”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8]宋米芾认为《奉告帖》是伪作，清王澍不同意。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卷六《月半哀忤帖》条云：“米老注此帖下云已上二帖真。按《鲤鱼帖》与上《奉告帖》笔法正同，米既以《鲤鱼》为真，则亦当以《奉告》为真，乃独目《奉告》为伪，吾所未喻。”王澍说是，因为二者是正文与“附言”关系，自当为一体。《奉告帖》虽未见于《褚目》，但其后之《鲤鱼帖》为《褚目》69帖著录“送此鯉魚 二行”。详细讨论参阅祁小春《王羲之书迹探原及其展开》一文，《山阴道上：王羲之法帖研究丛札》（增补修订版）所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

[9] 祁小春《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复书问题》。（北京）《书法丛刊》2006年第1期，文物出版社。祁小春《法帖中所见“复书”形式再考——以王廙《两表》为例》（北京）《中国书法》2019年第6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杂志社，2019年6月。

[10]本文中 “褚目”“书记”分别出自唐褚遂良《右军书目》（《法书要录》卷三，略称《褚目》）唐张彦远《右军书记》。《法书要录》卷十，略称《书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关于各帖编号，参照《唐褚遂良晋王羲之书目帖目表》《唐张彦远右军书记帖目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法帖研究丛札》（增补修订版）

[11]据唐张怀瓘《历代名画记》卷五王廙条记载王廙言：“余兄子羲之，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正励之。”又记载“王羲之字少逸，廙从子也。书既为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扇上画小人物传于前代。”（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又南齐王僧虔《论述》：“王平南廙是右军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梁庾肩吾《书品论》：“王廙为右军之师。”《法书要录》卷一、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12]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3]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一四一五全晋文卷一0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4]古田敬一、福井佳夫編《中國文章論 六朝麗指》所收。（东京）汲古書院，1990年。

[15]宋黄庭坚《山谷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谓王献之书中“读之了不可解者，当是笺素败、逸字多尔。”又如范祥雍点校本《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序：“二王书迹，自齐、梁以来珍如拱璧，尺牍常被牟利之人剪割拼凑，以求高价。所以原迹有些在当时已无法读通，今所见《淳化阁法帖》二王书，不乏此例。”

[16]唐褚遂良《右军书目》（范祥雍点校本《法书要录》卷三。（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略称《褚目》）唐张彦远《右军书记》。《法书要录》卷十（前出）。略称《书记》。关于各帖编号，参照《唐褚遂良晋王羲之书目帖目表》《唐张彦远右军书记帖目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法帖研究丛札》（增补修订版）书后收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年。

[17]关于此帖曾有详论，可参阅祁小春《王羲之书迹探原及其展开》（前出）。

[18]平阙式是古代对书写公私文书所做的书式规定，即文书行文遇到尊者名讳等特定字时，提行另写谓之“平”，又称“平出”， 在特定字上空一或二字格谓之“阙”。

[19]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辨”条：“王氏所蔵右军建安帖真迹，今在长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报，建安灵柩至。’胡世将曾以此帖勒于豫章，其‘建安灵柩’字提起别作一行。盖古人简帖，写至他人事，或称尊长耆旧处，皆如今提空，此常礼也，余屡见硬黄仿书亦然。今长沙所见‘建安’二字，乃与‘羲之报’字相连而不提空，岂有碑提空而真迹反不提空者？此乃榻《淳化阁帖》赝作无疑。葢太宗朝刻《淳化阁帖》乃侍书待诏王著摹勒者，著小人不学，故于古人提空处皆连属之。”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20]祁小春《王羲之书迹探原及其展开》（同上）。

作者：祁小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