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作《二王法书管窥》

沈尹默作《二王法书管窥》1

        愛好書法的朋友們,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學王”？這個問題提得很好，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是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試做解答的問題之一。乍一看來仿佛很是簡單，只要就所有王帖中舉出幾樣來，指出先臨那一種，依次再去臨其他各種，每臨一種，應注意些什麼，說個詳悉，便可交卷塞責。正如世傳南齊時代王僧虔《筆意贊》（唐代《玉堂禁經》後附書訣一則，與此大同小異）那樣：“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橫釘．．．．．．粗不為重，細不為

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據他的意見，只要照他這樣做，便是“工之盡矣”。其實便這樣做，在王僧虔時代，王書真跡尚為易見，努力為之，或許有效，若在現代，對於王書還是這樣看待，還是這樣做法，我覺得是大大不夠的。  非但不够，恐怕简直很少可能性，使人辛勤一生，不知学的是什么王字，这样的答案是不能起正确的效用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在沒有解答怎樣學王以前,必須先把幾個應當先決的重要問題,一一解決了,然後才能著手解決怎樣學王的問題。幾個先決問題是，要先弄清楚什麼是王字，其次要弄清楚王字的遭遇如何，它是不是一直被人們重視，在當時和後來有那些不同的看法，還有流傳真偽，轉摹走樣等等關係，這些都須大致有些瞭解，然後去學，在實踐中，不斷揣摩，逐漸領會，才能和它一次接近一次，窺見真締，收其成效。
        現在所謂王,當然是指羲之而言,但就書法傳統看來,齊梁以後,學書的人,大體皆宗師王氏,必然要涉及獻之,這是事實,那就須要將他們父子二人之間,體勢異同加以分析,對於後來的影響如何,亦須研討才行。

        那末,先來談談王氏父子書法的淵源和他們成就的異同。羲之自述學書經過，是這樣說的：“余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下許之見鐘繇、梁鵠書，又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從眾碑學習焉。”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軍親筆寫出來的，但流傳以久，亦不能說它無所依據，就不能認為他沒有看見過這些碑字，顯然其間有後人妄加的字樣，如蔡邕《石經》句中原有的“三體”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時應該把它刪去。盡人皆知，三體石經是《魏石經》，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說的事實。 文中敍述,雖猶未能詳悉,卻有可以取信之處。衛夫人是羲之習字的蒙師，她名鑠字茂猗，是李矩的妻，衛恒的從妹，衛氏四世善書，家學有自

 

，又傳鐘繇之法，能正書，入妙，世人評其書，“如插花美女，低昂美容。”羲之從她學書，自然受到她的薰染，一遵鐘法，姿媚之習尚，亦由之而成，後來博覽秦漢以來篆隸淳古之跡，與衛夫人所傳鐘法新體有異，因而對於師傳有所不滿，這和後代書人從帖學入手的，一旦看見碑版，發生了興趣，便欲改學，這是同樣可以理解的事情。在這一段文字中，可以體會到羲之的姿媚風格和變古不盡的地方，是有其深厚根源的。王氏也是能書世家，羲之的叔父廙，最有能名，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王僧虔曾說過：“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書為右軍法。”羲之又自言：“吾書比之鐘、張，鐘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又言：“吾真書勝鐘，草故減張。”就以上所說，便可以看出羲之平生致力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