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广场上待了很长时间，晒着太阳走来走去，找不到一个能坐的位子。我觉得这个广场的设计，是现行权利的表达，巨大、崇高、夸张，充满宏大叙事之感，只有权威性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

　　在中国社会现状中谈论公共性问题是很尴尬，今天也只能谈谈西湖第三届雕塑展上雕塑形态语言的某种变化，给展览和参展艺术家一个交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雕塑在个人创造方面有很大的推进。比较一下八十年代的情况，雕塑家们已开始和当代艺术、当代文化处在同步状态。很多雕塑家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个人雕塑创作中，这是中国雕塑非常可喜的现象。第一届西湖雕塑展从2000年开始，我看到资料很激动，当时做了很多环境雕塑和环境装置，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和前沿性。这样一种倾向，在这次展览上我们看到的不少作品是景观性、装饰性的东西。为什么淡化了呢?

　　一类是外国朋友做的立体构成作品，基本属于现代主义，另一类是架上雕塑的放大版和环境没什么关系。环境是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空间，它起码有两个含义，用中国话来说，一个是“实”，一个是“虚”。所以现场的创造性成为环境艺术最重要的内涵。进一步，环境不是孤立的，它是有背景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背景，这个广场空间是一个什么文化?这个空间属于城市一般居民吗?连骑自行车的人都不能进来，这个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吗?如果我们讨论公共雕塑，不涉及不到这些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九十年代把公共性问题提出来讨论，其实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影响。就是重新去思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是对启蒙主义的反省。但中国的现实和西方经历了现代主义时代，再走到后现代的思想背景中，是有一定区别的。我曾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提到，当我们用西方反思启蒙主义的后现代思想，来面对中国的问题时，常常会犯一个错误，似乎也应该放弃关于解放、关于个人自由、关于民权利的话语。其实，福柯、利奥塔等人普遍理性叙事霸权的批判，恰恰是因为其同一性和绝对性假设，有可能使某种理性比如工具理性成为唯一合法的东西。而理性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如果在关于公共艺术和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不加以区别就会用批判宏大叙事的名义，重返专制主义的叙事霸权;用批判精英文化的名义，臣服大众主义的叙事霸权;用批判现代主义的名义，屈服消费主义的叙事霸权。而这恰恰就是现行体制的策略，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是操控者的既得利益和对于迎合者的利益诱惑。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即是权利和资本共谋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界自九十年代以来整体坍塌的结果。其间所说的大众性、公众性和公共性早已经被利益掏空了，早已成为现行体制及其理性唯一性、合法化和永久性的遮羞布。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