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提出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荀子·性恶》。）的主张，解决了孟子讲性善时，对恶从何来的无明确交代的矛盾，并且把善恶的分别落实在“化性起伪”即主体的道德实践上，强调了主体后天的道德修为的重要性。

     其善恶论中以“性”与“修”的关系，申明生佛平等、性不可改，凡圣之别在于修善修恶，这一点显然与荀子的“起伪”有相通之处，这也把人们追求的悟道解脱生活落实在修行实践中，显示出其善恶理论的现实品性。

     　　同样，扬雄的“善恶混”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熏习的人来说也不无启发。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混”与“具”对于解决各自善恶论中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人性纯善，恶从何生？或人性纯恶，善从何来？）有一致的功效。

     扬雄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注：扬雄：《法言·修身》。）都结合善恶两个方面对人性进行了分析，表现出对单纯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进行理论修正的倾向，也显示出在现实中化世导俗的伦理力量。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上，都有自已的文化积累，他们都有自已的浓厚的谋略先祖，为其自身民族的发展去找到精神依托，从而成就自已的辉煌。

     一方面继承本民族的东西，另一方面借鉴别的民族先进文化。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如：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等。

     与此同期，尼伯尔国王子释迦世尊。第一个字“佛”。指约当中国周代，在尼泊尔降生的王子，后出家成佛，号释迦牟尼（华义为能仁寂默）。这就是我们芸芸众生的大悲慈父，大智大力的导师。十方世界有无数的佛，可是在我们世界上，八相成道的佛，只是这一位。所以只说一个佛字，我们就知道是专指我们的本师了。

     “佛”是梵文佛陀的简略，辞义是觉者。佛与众生只是迷悟的不同，在迷惑之中就是众生，彻底觉悟就是佛。阿罗汉只是自觉；菩萨于自觉外，更须觉他，故菩萨具二觉；觉行圆满是第三觉，唯佛具三觉。

     唐由唐三藏法师玄奘从印度传入中国。成为我们帝王百姓悟觉和文化的基础。

     但是无论怎么神圣，它从没作为一种统治思想而入大雅之堂。它只是中国文化的补充。

     而中国本土的诸子百家，虽然各学派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地方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学派都关心政治，一个核心就是“治人”。

     儒家建立的“德化淳美”思想的王道乐土，是一个典型的为政治服务的学派。即使标榜自已不关心政治的道家，也要“无为而治”。“无为”的目的是达“治”。治即社会稳定。

     然而，在各学派的关健还不是他们关心政治，他们哲学的文化突破，是为了“治人”。从治人的目标出发，去实现自已各派的政治主张。

     这种谋略型的哲学一但成为社会的系统化，社会化，规约化，它就提升为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无论帝王和平民都不会对它提出怀疑。

     佛家同理也是政治哲学。

     只有从以上文化特征去学习研究各家，我们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才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借鉴，从而去指导人生，完成事业的成功。

     离开了这些都是误区，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