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美美术馆“实验空间”

　　9月24日，以“技术伦理”为主题的“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BMAB)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同时举办，将媒体的概念拓宽到物理、生物、科学的领域，并邀请了国内外各领域的学者从多个方面讨论科学与艺术、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这种讨论并不只在于媒体艺术作品有多么“出格”，而是在作品背后力求引发更多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此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展之一的“对话列奥纳多·达·芬奇/第四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人气一直居高不下，展览展出了德国自动化科技公司菲斯特的“仿生智能蝴蝶”与日本池田亮司的《普朗克宇宙：宏观》等一系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作品。

　　在新兴技术极速发展的现在，艺术的边界被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科技手段运用到艺术创作中甚至艺术展览的策划中。这类艺术作品的价值如何判定?观众的关注点应该在哪里?本文采访了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宋协伟，美术批评家、策展人王春辰与艺术家于瀛，讨论在高新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多种可能。

　　

人机共舞现场

　　科学与艺术并非新话题

　　艺术以感性表达方式, 给人以娱乐、情感慰藉及精神依托, 科学以理性逻辑的方法拓展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结合科学技术创作的艺术作品在“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中被归类为“媒体艺术”，而非“新媒体艺术”。对此，王春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提到‘新媒体’人们就会问什么是‘旧媒体’。‘新媒体’这个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特定的词汇，虽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似乎还是一个新词，它在国际上早已不常用了。这些年国际通用的词汇是‘media’,它不是指新闻广告、传媒，而是针对媒介，基础含义是指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所以‘媒体艺术’是特别开放的概念，包含了人类所有知识与能力，从中可以细分出互联网艺术、自动化艺术、基因艺术等，但这些概念都不是绝对的，它们在相对中发生变化、增加新内容。”

　　宋协伟表示，我们不能将这类艺术形式看做一个新的话题，“所谓的以科学技术进行的艺术表达，这是自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的技术行为。这种技术行为本身就已经带动了人们的欲望和诉求，欲望和诉求自然带有情感的倾向和表达，这便是人的需求问题。我们不能说数字媒体就是对技术的涵盖，其实从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就已经存在了，这是技术的分层问题。那时的技术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技术更多是数字化的。因此我们如今也很难以‘新媒体’来称呼这种艺术现象，在我看来‘新媒体’已经被淘汰了。现在有些展览采用叙事化的手段和方式，使观众真正意义上从单一个体变为展览主体，这样的艺术形式甚至无法用‘媒体’的概念来解读。可以运用加拿大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来进行描述，这实际上是一种媒介传播，只是媒介手段的一种变化。”

　　

央美美术馆“实验空间” 约翰·纳乔普·詹森 《犬舍》(摄影：Kin Lo)

　　技术滞后的现实与伦理问题的讨论

　　9月27日，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技术伦理”主题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学者从科学、大数据、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多角度切入，对“技术伦理”进行发问。这令大家眼界大开，看到了国际上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也感受到我国这一领域的相对缺失。

　　“首先从新媒体、数字化的角度看，我们是落后的，在软件开发上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如今我国的软件开发也只是纯技术的开发，没有体现人文精神，未能实现产品价值的转换。”宋协伟如是说。

　　国内从事这类艺术的艺术家非常少，究其原因，王春辰表示：“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不够，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总是将艺术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如果运用了科技手段，大家总会认为那是个‘技术活’，不是艺术。而在今天，如果不能转变旧的观点，一方面艺术难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科学家、技术工程师不会涉足艺术领域，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限制，他们的思维应当是开放的。在国外，很多科学家的工作室有艺术家与其共事，不分彼此。如今中国也通过各种展览的传播，让理工院校的实验室开放，增加艺术家的介入，让艺术与技术有了互动、研究和学习。如今清华大学在该方面虽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尝试，但还远远不够，大学与艺术院校之间应当联盟，使这种艺术形式得到普及。”

　　

央美美术馆“实验空间” 伊夫·内茨哈默 《在汤的倒影中寻找自己的嘴巴》

　　对于科技手段与艺术的结合，于瀛提出疑问：“艺术界所能用到的所谓的高科技，在科技界算是什么程度的‘高’呢?如果现实中流行的产品是VR、是人工智能，那么艺术家也用一用，不能算超越性的用，而是时代性地利用了身边现成技术。对时代性的高科技泛滥，其实有些艺术家反而喜欢用更过时的低科技手段进行回应，回到主体和主体之间真正直接的联系上来。”

　　据悉，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中，出现了首个人工智能策展人。它拥有关于展览主题“技术伦理”相关的大量文献合成的资料库，用户只需在BMAB官微输入框下留言就可以向它询问关于展览相关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必将与科学连接更加紧密，那么，智物能否创造和颠覆艺术?技术与伦理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呢?

　　王春辰告诉记者：“从古至今，不论什么样的技术，一方面会给人类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会给人类带来危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伦理就是讨论技术的边线与底线，归结点在于人的价值。一方面讨论技术应用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自身使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技术本身没有善与恶，关键在于使用技术的人的主观意志，所以谈论技术与伦理其实是回到人的常态社会的伦理讨论。”

　　宋协伟表示：“这两个词原本应该分开来谈，因为伦理问题有时会颠覆一些规则、情感、宗系关系，比如之前韩国围棋高手与智能机器人下棋的事件，足以告诉我们当在对机器人进行输入和制造时，印证了人类无可不达的技术能力，一旦它们超过了人类自身，就颠覆了道德价值观。而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做什么样的机器人。提出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这一观点是对未来社会最大的思考，艺术在这里仅仅是一个表达方式和媒介，因为如今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无法用单一学科或传统学科来解决。”

　　价值何在?

　　结合科学技术所创造出的艺术作品同大众所普遍认知的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作品相比显得较为特殊，那么这类艺术作品的价值应当如何判定呢?

　　宋协伟分析道：“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传统艺术形式是物理学材料对传统历史的宗教、哲学、政治形态下的艺术表现。而今天的这些艺术形式是由于技术的干预，颠覆了生产力的方式，颠覆了产业的关系，颠覆了交易和购买的方式。这些变了，还有什么是不变的呢?”

　　于瀛则认为如今要做出价值判断还为时尚早：“那些略高的科技成果往往能够提供一种新奇的经验，就像儿童在科技馆里游览，一道激光就能让他们惊讶得张大嘴巴。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怀疑这样浅尝辄止的利用有什么价值——所有草创阶段的艺术实践，对我而言现在价值判断还为时太早，起码应该过100年之后。如果一个震惊效果就能被算做好的东西，那我们真的还在高科技艺术的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时代。”

　　“一种人们有能力在更高级的维度上去判断好与坏、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实践成果的东西。看过一百部电影，火车进站的镜头你就不会吓得躲开了。在草创阶段，一点点技术上的与众不同就往往显得振奋人心，然而，当大浪淘沙，剩下的那个有更深刻价值的东西在当时一定不是最突出的。”于瀛如是说。

　　

中华世纪坛“主题展览” 爱德华多·卡茨 《绿色荧光兔》

　　观众何为?

　　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其表现形式更加新颖多样，普通大众往往觉得新奇，但欣赏起来又有些困难。那么普通观众面对此类作品时应当如何去欣赏呢?

　　王春辰认为我们要忘掉“欣赏”这个概念，而是去“了解”它。“因为它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是陌生的。并非要观众去寻找答案，而是希望他们通过展览去体验和感受，增加新的感知，慢慢进入这样的语境里，从而去接受、去理解。要打破我们的固定思维，身份不是绝对的，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艺术家。”

　　宋协伟告诉记者：“这种艺术形式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是由于宗教或某事件的逻辑关系，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产品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科技、艺术、设计由于科技的产生和技术的变化使一切人们原来理解的专业性、高度性通通在降低门槛。它们带来最大的改变在于其功能应用的方式与传统物理学的产品不同，它使世界的空间变为零、时间变为零，普及性是其技术的核心，与传统的产品相比门槛大大降低。所以不用担心普通观众无法欣赏，技术本身足以提供他们去进行阅读与体验。”

　　于瀛提出了这类艺术应用的某种可能：“有一类使用最新民用、商用科技的作品，很适合商场布景和制造氛围。我一个朋友前阵子在一个商业地产项目中组织了一个新媒体的展览就是这样的，其实目的就是预热房地产，给观众一个自拍的背景而已。派对美学永远不死，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展览也算见证了时代。至于普通观众如何欣赏，其实无论哪种艺术形式，普通观众都没有去欣赏的义务。作品和观众从来都是狭路相逢的遭遇，是缘分，我从来不强迫自己去学习欣赏我不想了解的作品。”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严小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