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先后四次到黄河流域去考察，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生或体验生活，我是把自己作为黄河的一部分，作为这条雄浑的生命之河的一条支脉去感受大千世界的，在历时四年的艰苦寻找中，我想我所得到的东西不仅仅是一幅幅代表着我个人独特的感受内容和方式的作品，而且是在那一幅幅作品后沉淀下来的心灵的状态，一种自由的难以明求的心。我感到，四年的黄河两岸上苦行僧般的游走，使我与大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流，使我领悟到一些艺术的真谛。

　　一

　　作为一个走出大学校园又跻身专业画家队伍的我曾经被苦苦地困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究竟应该画些什么?又怎么画?也就是如何寻找到并确立人格上的自我与艺术精神的自我?

　　我深深感到，横亘在我和艺术之间的是辉煌而伟大的传统(东方与西方传统)，这种存在常常使我感到无路可走，有时画完一幅画，我会悲哀地发现，我在重复另一个人的道路。

　　其次，知性使我成为画家，但知性又使我们难以接近艺术，因为知识常常损害了我艺术心理的伸展与扩张，使我失去了用另一种方式去观察世界的可能性，甚至使我失去了自信。

　　第三，现世生活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面对功利，而功利主义对艺术创作的伤害往往是致命的。

　　这样，历史的、现实的及其自身的种种因素形成了巨大的习惯性的力量，使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甚至淹没了艺术的创造冲动，我深深感到了创作上的磨难，于是我决心走向自然。

　　绘画史告诉我，真正的绘画大师无不是在走向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自然的过程中感知到了自然的瞬息万变的美，捕捉到那种艺术所无法企及的美。从而让艺术与大自然达成了统一，达成了和谐。建立并拥有了自由的王国。

　　我四走黄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知性之外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去寻找自己的艺术世界。

　　二

　　黄河改变了我的人生，同时改变了我的画。这首先是因为我在黄河完成的不是考察—用固定的眼光或观念去发现并判断，而是以一种类似僧人的苦行，来破坏我自己固有的知识体系，我把我自己推进大自然的深处并溶进大自然，我不带任何理性的框架，除去了一切杂念，包括我曾经建立起来的艺术概念和创作原则，我是作为黄河的一滴水走向黄河的，是作为黄河两岸一个普通生灵来感知黄河的。我曾经和流浪者一样在青海高原上与朝圣的僧人结伴而行，曾经和黄土高原的老汉一样放羊打连枷、和黄河船夫一起漂黄河，当我真正地走进这片大自然，我发现我曾经有过的关于人生、关于艺术的念头竟是那么幼稚可笑，只有大自然本身才是伟大而深刻的，它的伟大与无边的美是我的艺术无法企及的。

　　苦行是一种消灭自身功利性的手段，在历尽种种坎坷包括生死的考验之后，它能使人挣脱开人世间的一切羁绊，它能使人站在一个精神的制高点上来俯瞰大千世界，来静观大千世界，这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改变了我的生命状态，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的生命走出那种理念的悬空状态，而真正地进入了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联系与变化之中，其结果是使我有了新发现，哪怕是司空见惯的事物，我都能用绘画语言重建一种新的秩序，新的美。

　　苦行使绘画不再是一种认识与理性的载体，而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需要，这从根本上消除了绘画浅近的功利意义。我们从学院出来的画家无时不在观念的笼罩下进行创造，在绘画中总是想清醒地表达一种主义，一种理论上的归纳。比如，画黄河的作品有很多，却无不是围绕着民族生存的巨大力量做文章，这是对文明作判断，它提供给我们的既不是文明的本身，也不是画家的自我，而是来自理性的抽象的概念的化身。理性的生命力永远是短暂的，只有回到自然本身，只有用自然本身去发现自然，艺术才能逃此劫难。

　　苦行是一种真正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方式，它不仅仅是要了解传统文化的果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苦行进入传统文化的创造意识与创造状态的中心。我到过敦煌、麦积山。这灿烂的文化传统背后都沉淀着艺术家与大自然那种神秘的联系，这些文化精品和大自然一道给我的心灵以巨大的启示。苦行是磨蚀的过程，也是克服偏见的过程，当一切成见在头脑中消灭殆尽，我就象黄河岸边的一棵小草一样与大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

　　在黄河上苦行的过程中，我接触了丰富、感人的民间艺术。认识到那些曾为自己不屑一顾的民间艺术竟散发着如令人激动的芳馨，民间艺术是结在大自然这棵参天大树上的最丰硕的果实。在这些粗犷质朴的作品中，闪耀着我们民族艺术的伟大精神。

　　我在狭西民间画家王景龙家住过，同时接触了王兰盼，库淑兰等民间剪纸艺术家，并在敦煌、麦积山等地研究过民间壁画与石刻作品。我感到，只有在这些民间艺术中，艺术才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心灵感知与直觉运动，这些民间艺术家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他们是不带有任何束缚地去认识并感知世界与人生，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创作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组合画面与色彩，在他们的艺术世界里，没有规则，没有规律，只有心灵的流动痕迹。但他们的画却有着一种惊人的美感，那种质朴、稚拙、大胆的构图与整体效果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与内心的激情，以及特有的秩序美。

　　这种特殊的秩序美来自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这些艺术家始终生活在贫困的状态中，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乐天知命地与大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他们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与自然的交流有了最大的可能。在他们的意识中，自然的万物是同人一样的具有生命的存在，人和万物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体现在画面上，就是分不清他们的画中人与物到底哪个是主体，哪个更重要。在这古老的生命意识下，人与大自然的心脏以同一的节奏在跳动。绘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地道的消遣，他们的创造完全是出于美与心灵的需要。他们不受任何限制地表达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不加修饰。不考虑什么科学性，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儿童画的意蕴十分接近，他们所表现的可能不是生活的真实，但肯定是一种心灵的真实，艺术的真实。

　　这一创作精神，使万物都变成了他们笔下用来表达内心的符号，他们随心所欲地选择形象、使用色彩和加以变形赋予自己的作品以特有的坦率与真诚。他们创造了我从前不敢想象的另一种自然，也给了我宝贵的启示。

　　艺术最终是为了寻找一种美的构成，体现大自然中的各种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状态，诸如大小、方圆、直斜、静动、虚实、疏密、粗细，以及色彩的灰纯，冷暖等，当这些因素凝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特有的美的境界。画家正是要体现这些埋没在表象事物下的联系。当我在大自然中获得某种信息，这信息是无形的也是无可言传的，这时，只能用特殊的形式语言加以表现，也许一幅画描绘的物象与最终所体现的东西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借助这些有形的东西反映出那些无形而且是最重要的东西，而这一切沉淀在形式背后，创作就是要把这一点充分地揭示出来。

　　四

　　四年的黄河苦行，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及艺术观念，使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同时黄河文化的精髓对我的哺育使我拥有了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可能。黄河的巨大力量使我的画越出了水墨写意和工笔重彩的分界，越出了山水、花鸟、人物的分科。从黄河岸边归来，我才感到我真正进入了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境地，黄河提供给我的不仅仅是创作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给我提供了勇气。

　　首先是母体文化的暗示与影响。敦煌壁画与汉代雕塑，使我的思维挣脱了种种束缚回到了自由的认识阶段。古代绘画中的平面分割构成，大胆的色、线布局，生命运动和气势表明着一种自由的创造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我追寻的东西，因此在《黄土梦》、《厚土》等作品中，我力求向母体文化靠近。在块、面的分解与重合，线、色的自由布局与表现，意象的错位和非常态的重叠，这些手段出现在《社火》、《玩耍》等作品中，我感到，古朴的艺术情调中自然渗透着现代意味，在这种形式的组合与重建中，我体会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与冲动。

　　其次，黄河苦行所获得的人生感受以及对绘画形式的感悟使我完成了艰难的由再现性到表现性、写意性的转变。由此开始，我似乎摆脱了一些理性与观念的整缚。我画黄河不再局限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的描摹，而是寻找一种藏在事物外表下的艺术的形式与意蕴。我运用了我的语言、我的方式表达了我的全部感受。《自然的音色》、《正月里》、《老梦》等一系列作品，展示了一种来自大自然传给我的信息，这信息不是通常人们均可注意到的外在形象，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命节奏。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是精神与大自然生命节奏相契合的那些自然物象，是通过色彩的对比、润墨与干墨、强与弱、紧与松等因素的对比来体现的，对这些因素把握的好坏标志着画家对大自然的理解程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要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静观寂照中返回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找心灵的节奏，与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相契合，进而达到无我之境。

　　四年的苦行，使我在画画时似乎相对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我知道这是黄河、是大自然赋予我的。我在《老梦》、《自然的节奏》、《黄土梦》等作品中寻找到了一种内心的虚静与平和，这种心境也是大自然赋予的。大自然的给予是无限的，但这种给予只有不计生死的远行者才能得到。

作者：韩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