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1901年-987年)，名岩，别字介庵，二十七岁后更名介堪，以字行。别署玉篆楼。祖籍泰顺，清咸同间祖父中秀才，后举家移居温州。

　　先生九岁始习书法篆刻，十二岁起从浙派入手，经五六年摸索，居然无师自通，临习前人篆刻过千方。时当地篆刻家谢磊明奇其才，迎先生至其宅，谢之于篆刻只为业余爱好，其家资丰厚，富收藏，历代碑帖印谱无一不备。先生于谢家可随意观赏临习，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学业自然大进。

　　方老一生治印共四万方，临习前人印章也有过千方，其治印十分娴熟，不用起稿，以刀代笔，刻字如篆，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先生治印，以鸟虫篆见长。鸟虫篆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刻于戈剑器铭上者，富有装饰味，堪称上古时期之美术字。汉代亦有沿袭其篆法入印，《十钟山房举》所列之汉印，有鸟虫篆专部。印文篆法有鸟头、鱼身、虫尾混合者，有鸟头虫尾者，亦有单一虫书者。虽极尽装饰之能事而不违字理画趣，屈曲协调，安排妥帖，呼应巧妙。方老曾有诗云：“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家父(吴灏，别字子玉，30岁前叫吴玉)结识方老，自此书信不断，谈诗论印为常事。余于其时年纪尚小，也胡乱学印。一次，于父之书信中夹上我之印拓而请教于方老，方老回函，指点了问题几则：刻印既重刀法，也重篆法，走刀如篆，或先篆好形制以好作安排;印内之字，篆法应统一，不能大篆小篆混用，师法前人应以汉印为宗，可参考《十钟山房印举》(此书后得容庚教授相赠)。真是被其一语开悟，貌似平平无奇，实则正道亦复如是。

　　那时候，家父之学生及朋辈(如欧初、饶宗颐等)皆有求方老刻印，大概十元八块一方，印章都加纸皮印套，用小木箱从邮局寄来。石章质地都不错，大多为青田;有佳者，石质甚美，所谓美石如玉，通透明丽。方老也有作画，以画梅居多，曾写过数十幅梅，邀其三儿广强带来广州，嘱家父帮忙拿到文物店推销，索价十元一幅，可知当时环境之恶劣。书法以篆书对联居多。记得曾写了一对篆书五言联给家父：“晚凉催翰墨，秋兴引风骚”，工稳雅致，家父常悬挂于客厅中。

　　家父与先生当年书信甚密，可惜几十通书信大都散失，其所为我等刻石也不多，加起来十来方。家父亦性情中人，后期绘画较奔放写意，每觉方老所刻文静一路石印与其画风不相配，于是自篆自刻，有时眼花，居然误将先生所刻之印也磨掉了重刻，方老为其刻之元朱文大印“大笑草堂”也改了几刀，变成自己近乎天籁一路之风格，如是者，方老为家父所刻之印只剩四方完整的。此亦一文苑奇事也。

　　先生中青年时期常与张大千合作，所谓“张画方印”，常见大千的“潇湘画楼”、“西蜀张爰”、“大千世界”、“张爰私印”等鸟虫篆印，极为精致，其鸟虫书安排妥帖，柔中带刚，方寸之间尽显功力。屈曲叠绕自然流畅，鸟头与虫尾安排恰到好处，线条优美，尽显风华。

　　1982年，张大千由台静农托港中友人张应流先生带来书信，托父转达方老，并求方老刻闲章四方。函称：“敬乞：介堪吾兄赐刻‘以放易莊’、‘以简易密’、‘闭门造车’、(长方形、方形各一)‘有此山川’。以上之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长一寸宽，并乞朱文为感。弟爰叩首。”其时方老接书欣喜至极。九月即刻成，寄达我处，再由张应流先生转张大千。时方老已年届82，数方大印，功力依然，然风华已退。惜大千于翌年病逝，离世前写了一幅“东方朔献寿图”给方老83岁贺寿。亦由张君转达方老。两位老人家天各一方，而于人生将近弥留之际还相互眷念，以书画印章为介体互递信息，以表拳拳盛意，如此深厚情谊足可传为文坛佳话。

作者：吴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