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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到年末,总感觉有些事情会成为过去,有些新的不一样的事情会到来。有时怀有的,却并非单纯的期待,还有对未来隐隐的担忧。作为所谓“大时代”里的“小个体”,即使每日都在为自己那一点点的“小目标”忙碌着,但当岁末将近,还是会生出一点令自己都感觉可笑的感慨:这个世界会好吗?
出凡入圣的高士可能会对这样的疑问含笑不语吧,但肉眼凡胎之如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每日发生的种种,其可笑其可恨其可怖其可哀……林林总总无不远远超过“艺术”的表现。曾经给我们带来无限希望和兴奋的艺术——或许还有一点可爱的虚荣和高傲——在现实面前,就像一块巨大岩石下的蛋:自以为的坚硬只是因为石头还未落下。
会不会落下呢?
村上春树曾说,他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简单的道理总是让人平静和清澈。我相信,真正的艺术家,大半都会站在“鸡蛋的一边”吧。看似复杂混乱的眼前的背后,永远有一个单纯明澈的东西在。对它的向往,才是我们今天还在这里不断努力的原因所在吧。
这只是一份小小的问卷。那份更大的问卷,你准备好回答了吗?
隋建国| 2016年从美院光荣退休,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基金会
库艺术 =KU:2016 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隋建国 =S:今年我满六十岁,从中央美院退休了。
KU:你觉得 2016 年的艺术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S:中国艺术界的大变化,是上海西岸的崛起。
隋建国 引力场 600cmX1500cmX600cm 石膏 佩斯北京 2015
KU:2016 有没有哪个展览或是哪件作品让你激动?
S:中央美院美术馆与基弗关于那场展览的冲突让我震惊,它让我真正认识到,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我们和欧洲,美国的民间社会之间已经没有了缓冲地带,大家直接面对面了。
KU:2016 年你在创作上有哪些改变?大家是否认可这种改变?
S:我的“盲人肖像”系列作品,找到了能够将作品造型之外的全部细节呈现出来的技术方法。我将在明年春天向社会发布我的进展。
KU:你觉得 2016 和 1986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S:1986 年我来到北京。那时的北京是文化潮流满天飞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着接受新事物,最流行的词是“下海”。2016 年,北京也有许多会议,但文化上有刺激的、新的东西居然并不多;相反,来自经济、技术和商业领域的新生事物多的让人目不暇接。与上世纪 80年代形成反差的是,考公务员成为“千里挑一”的竞争热门。
1986 年劳生伯在美术馆做了他令当时的中国艺术家振聋发聩的个人展览,但是到 2016 年劳生伯的作品在尤伦斯展览时,也没有几个中国艺术家真正理解他的艺术。2016 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看贾科梅蒂展览的时候,从展场播放的艺术家采访视频可以看出,贾科梅蒂在中国同样也是孤独的。
KU:2016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S:2016 年我申请成立了以我个人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会。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做了第一件漂亮事:联合中央美院雕塑系和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于今年12月中旬,共同推出了《现当代雕塑理论译丛》第一年的两本中文版专著《雕塑的语言》和《现代雕塑的途径》(后者得到国内青年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好评),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举行了国际研讨会;并且在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系和上海香格纳画廊图书馆举办了两场新书发布会。
《雕塑的语言》和《现代雕塑的途径》
两本中文专著
《现当代雕塑理论译丛》将持续推出相关专业著作的中文版,每年一至两本。
KU:2016 年你买得最贵的一件东西是什么?
S:T3 国际艺术区的水、电、天燃气。
KU:根治雾霾你所能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S:我不是专家,没有太多发言权。但我在坐飞机从河北、山西一带飞过的时候,发现底下的烟雾很浓密,估计北京的霾是从那些地方运动过来的。根治办法应该是用一定数量的国家资金投入补贴,动员有技术、有知识的青年人到那里帮助扶贫,鼓励那一带的农民多做绿色产业,包括种植,比如让那里的粮食和水果比钢铁和化工产品还要值钱。让那里的低技术重污染的乡镇产业转产,把劳动力投入到没有污染的工业和养殖业上来。
KU:2016 如果重来,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S:我想告诉 29 岁的雷某,2016 年 5 月 7 日这一天千万不要出门。躲过这一天,赶快搬家,或者干脆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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