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从中国到海外，艺术世界的既有规则与状态都在被打破。在西方，双年展机制被置疑过于保守甚至有商业化倾向，另一方面，社会状态的变化也催生了大量探讨移民、难民、阶级等政治和社会意味丰富的艺术作品;而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技术与艺术的合作成为本年的焦点。

　　世界正在转轨，艺术世界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更多西方艺术进入亚洲和中国，而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内地展览与艺博会的前站，与香港作为亚洲艺术交易中心的地位各有其价值。在私人收藏与民营美术馆仍呈上之势时，年末北京的社会动迁又给艺术家们在这座城市的命运增加了不确定性，与此同此，12月的北京岁末拍卖则释放出中国传统艺术转暖的强烈信号。

　　繁荣还是泡沫?乐观亦或焦虑?请你与我们一同回溯我们共同的2017。

　　某些展览是变革的推动者，比如奥克威·恩维佐(Okwui Enwezor)200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伊丽莎白·萨斯曼(Elisabeth Sussman)1993年的惠特尼双年展和弗朗西斯科·波纳米(Francesco Bonami)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除此之外的展览虽然当时令人赞叹，但现在已经沉没无踪。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和德国明斯特雕塑展恰好同期举行一向令人期待。2017年更是锦上添花，由于惠特尼美术馆迁到新址，惠特尼双年展推迟一年举行，因此也赶上了欧洲艺术界十年一遇的盘点盛事。

　2017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国家馆现场，图片来源：instagram

　　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些展览都筹划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前。然而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尤其以出生于波兰的卡塞尔文献展总监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为例——敏锐地察觉到席卷了欧洲、印度、俄罗斯及中国的分裂势力，以及逃离战争和贫困的难民潮。同政治一样，艺术的断层线 (也有人将其称为战线)已经出现。

　　艺术的价值如何衡量

　　精美的画作，如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1991年创作的《罗斯代尔》 (Rosedale)售价可达千万美元，然而许多艺术家却刻意避开这种不痛不痒的创作。

　美国艺术家团体“后商品”创作的《一条很长的线》

　　惠特尼双年展上，美国艺术家团体“后商品”(Postcommodity)就是正面讨论政治问题的众多艺术家之一。他们创作的《一条很长的线》(A Very Long Line)是一个巨大的四屏录像装置，展示了他们驾车沿着美国与墨西哥3000公里边境所看到的景象。

玛丽亚·艾希霍恩作品《无主之宅》在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出现场，图片来源：Documenta 14

　　在雅典，玛丽亚·艾希霍恩(Maria Eichhorn)的作品《无主之宅》(Building as Unowned Property)则是卡塞尔文献展方法和腔调的典型展示。艺术家试图使一座建筑合法化地变成“无主空宅”的状态——这是对希腊因政治失败导致国家破产的一种评论。

　　全球化的均质化趋势已经过时

　　全球制造无法回避

　　希姆奇克将此次文献展定位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如果全球化的均质化趋势已经过时，那么优秀的艺术作品由全球制造这一观念却并未落伍。

伦敦泰特美术馆的“国家之魂”展览现场，图片来源：Elephant

　　从伦敦泰特美术馆的“国家之魂”(Soul of the Nation)——2月还将在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展出——到关注拉美艺术家的“太平洋时间: LA/LA”(Pacific Standard Time :LA/LA)(展至 2018年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包括少部分在西方传统之外进行创作以及许多置身艺术市场之外的艺术家——都开始异军突起。

雪拉·希克斯的大型羊毛毡装置《Escalade Beyond Chromatic Lands》威尼斯双年展展出现场，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策展人克斯蒂娜·马塞尔(Christine Macel)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因纽特艺术家卡纳吉纳克·普图顾克 (Kananginak Pootoogook)的作品，巴西艺术家埃内斯托·内图(Ernesto Neto)则与巴西土著胡尼库恩部落进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上，使用“本国”或者“手工”材料创作的艺术家们，都强调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力和贫困工人的地位。

　　马塞尔在军械库展区 (Arsenale)展出了由美国艺术家雪拉·希克斯(Sheila Hicks)创作的大型羊毛毡装置。

　　还有艺术的硬核吗?

　　许多艺术家钟爱档案、分类以及文献。 但是，例如在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十分抢眼的卡代尔·阿提亚(Kader Attia)一类的艺术家的作品正在被更硬核的创作取代。

Marta Minujin 《帕特农神庙之书》在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展出，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在本次卡塞尔文献展上，从安娜·哈普林(Anna Halprin)的舞蹈符号，到欧鲁·欧奇贝(Olu Oguibe)的比夫拉战争手册，应有尽有。“有如此多用心良苦的进取性宣言，”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在其发表于《艺术论坛》(Art Forum)杂志上的展评中写道：“这让人偶尔感觉像是步入了五年一 度的灭亡之旅。”

　　真实与虚拟

　　在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中，数字技术明显缺席，其营造出的虚幻效果显然与实况或者录影表演背道而驰。希姆奇克将其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必然性，当身体被还原为数据，身体本身才不会被忽视。”

皮埃尔·于热《未来生命之后》，2017年，图片来源：Pierre Huyghe

　　在明斯特，策展人卡斯帕·科尼希(Kasper K?nig)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艺术家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大型装置作品 《未来生命之后》(After A Life Ahead)的数字影像只在手机应用上可见，而在《艺术评论》(the Art Review)的百名权力榜单上名列前茅的柏林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2017年的作品《HellYeahWeFuckDie》则是以电子游戏为灵感创作的对战争的批判。利用虚拟现实创作的作品也持续引起广泛的兴趣，尤其是阿加多·伊纳多(Alejandro I?árritu)的虚拟现实装置《肉与沙》(Carney Arena)(在米兰普拉达艺术中心和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展映)非常引人注目。

　　萨伏那罗拉还是路德?

　　鉴于研究和举办展览需要大时间，判断2017年的大型展览可以造成何种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社会价值有了更加坚定的主张。更有许多艺术家逐渐远离那些易被消费、炫技、高产值、吸睛同时还能卖出高价的创作模式。

　　这一切，究竟是艺术界的萨伏那罗拉时刻(Savonarola moment)——在一切恢复正常前达到的抗议高峰——抑或是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维滕贝格论文500周年之际，艺术界进行深刻变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