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德

《碑林》的寓意

 

碑是非凡人生或特殊事物终结的产物，既标榜其人其事的崇高，又表示其人其事从此走向衰微。惟其崇高，才需要立碑激励后人；惟其衰微，才会引起后人感叹。立碑体现这种意图是汉代以后的事，在周代，碑的前身有另外三种用处：宫庭立碑，用来观察阳光的投影以便确定时间。宗庙插石桩，拴系用于祭祀的牺牲。墓坑旁边插木柱，用于绑拽和安放棺材，汉代演变成墓碑。[1]

 

碑林是指树立的群碑，谷文达的《碑林》却是平躺的群碑，形制如同石刻的墓志。墓志记载的是历史中的死者，《碑林》展示的却是活着的历史。谷文达《碑林》中的碑，近似秦始皇时代的碑，当时名叫立石、刻石，用来记事、纪念和歌功颂德。秦始皇关心的德是水德。五行家把万物归纳为金、木、土、水、火五种元素，统称五行，进而把它同国家的命运挂钩，编排成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五德轮流做庄，终而复始，称为五德终始。秦始皇的祖宗曾捕获一条黑龙，大约是颜色发黑的大鲵，从此秦国把水德视为先天的命运。水德尚黑，秦国的国旗和礼服于是采用黑色。秦始皇葬在骊山之北，北方的标志色是黑；骊山的骊，意思也是黑。秦代以后，通行黑石刻碑，谷文达的碑材就是黑色。[2]

 

秦始皇自古被称为暴君。时过境迁，历史的旧帐变了颜色，古人心中的暴君，变成了今人眼中的英雄。秦始皇所处的战国时期，英雄、枭雄、奸雄并出，刻石立碑正是这个时代的创举。谷文达生活的20世纪，也是一个标榜英雄的时代。谷文达五十块大碑的规模，保留着英雄时代的气概。当年隋代和尚静琬得到皇家赞助，在北京石经山镌刻五千卷佛经；唐朝开成年间，长安官刻儒家的十二经。只有这两套石刻，才超过私刻的《碑林》数量。谷文达为《碑林》撰写的说明文，采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宏大叙事作风，行文使用“灿烂的史实与史诗”、“辉煌的典范”、“风起云涌的时代”之类的豪言壮语。谷文达成名的80年代，人们认定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文化大震荡，走在文化前面的是视觉艺术。谷文达正是这个时代视觉艺术的代言人。

 

谷文达《碑林第十一块碑》《美术文献》0210

望文生义地看，汉语的“碑”字不能为英雄情结提供援助。碑字由石和卑两个字根组成，石指碑的材料，卑指碑的读音，也包括碑的含义。卑是一个贬义词，同它相关的合成词，比如卑微、卑贱、卑劣、卑鄙都是低下弱小或龌龊的词汇。这个字眼同高耸的石碑联系，体现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哲人声称柔弱胜过刚强，主张用谦卑的姿态去支配异已的力量，认为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成为小河小溪的领袖，正是在于它们善于把自己摆在低下的位置。所以历代受过正统教育的中国帝王，谦虚做秀就是他们治国安邦的本事。中国帝王是上帝的儿子，简称天子。天子在名山之颠祭祀上帝，筑坛立碑，表示攀附和亲近。相传周穆王西游列国，到达西王母的地盘，在弇山刻石纪念，被视为刻碑的先声。[3]

 

《碑林》全称《碑林-唐诗后著》。唐诗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最有资格被树碑立传。谷文达将唐诗辗转翻译，把它的原意弄得面目全非，这同中国文人撰写和解读历史的情形非常相似。比如，《史记》的传记对细节的描写会让人生疑。后来的史家批阅《史记》等文献，采用注、释、笺、疏、证、正义、索隐、集解等形式，考古钩沉，旁征博引，添油加醋，有的甚至篡改这些经典文献，以致二十世纪的疑古学派把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诸子百家以及《史记》等权威著作统统都打上了问号，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层垒的历史。意思是说后人不断在历史文献上附加新的解释，层层堆积，使历史走形变味。中国的碑刻，更是有浮夸做假的悠久传统。《寰宇访碑记》记录的秦始皇以前的碑刻共有五件：大禹《岣嵝碑》，周穆王坛山刻石，周宣王时的石鼓文，孔子书写的延陵镇季子墓碑和比干墓题词，大抵都是后人的所作所为，以比干墓题词最为无稽，因为字体是孔子死后五百年才出现的八分书。[4]

 

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译》《艺术当代》0202

《碑林-唐诗后著》选译唐诗五十首，占《全唐诗》五万首的千分之一。五十是《洛书》九宫的约数，彼此纵横交叉，形成数字魔方，有着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五十作为“大衍之数”的约数，是周易占卜的总数。《老子》五千字，《孙子》五千字，《论语》五万字，《史记》五十万字，都是五十的倍数。孔子五十岁研究《周易》，声称“五十而不惑”，也就是他本人在五十岁时能洞察一切。《碑林》刻碑五十块，于2005年完成展出之际，谷文达年满五十。谷文达是海外四大金刚对自己的创作最具有长远打算、整体设计和精确控制的艺术家，上述数字，谷文达不一定全都了然在胸，却不可能是巧合。

 

《碑林-唐诗后著》使读者能面对李白、杜甫、王维等让中国人骄傲的诗人，进而能想到唐代的历史。唐帝国是当时面积最大的国家，国都是最大的城市，财富超过全球的一半以上。唐朝的宗教包括国教道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袄教、摩尼教以及后起的伊斯兰教。唐代的成就使近现代中国人感受的是做为弱国国民的耻辱。近现代中国文化如同纽约或其他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只是现代的点缀和历史的一声叹惜。当谷文达客居美国时，中国同外界有着多重隔膜，文化鸿沟首当其冲地成为海外游子的共同困惑。

 

《碑林》的语境

 

 “唐诗”是后人的称呼。后人把唐诗从唐史和唐人的身上剥离出来，分类成集，变成插在瓶中的折枝花，进而按照通俗方便的原则释读。比如“牀前明月光”的“牀”，本来是放琴棋书画之类的案子，被翻译成了睡人的床。这使原诗的意图又隔了一层，变得俗了。[5]

 

谷文达《静则生灵》《中国水墨文献展1976－2006》

《碑林》中的唐诗，概括了唐代诗歌的常见主题。一是伤春，抒发失宠女人的情怀。周朝以来的婚礼在春季举行，历代沿袭。春季于是特别容易勾起已婚女子对婚姻中短暂幸福的回忆。二是悲秋，表现失意男人的情怀，从宋玉首创悲秋意境，两千多年间愈演愈烈。三是离愁别绪，它牵连着亲情、友情和爱情。四是忧国忧民。五是怀才不遇，发泄落魄文人的愤懑，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六是怀古讽今。七是闲情逸致。八是归隐，也就是当隐士。谷文达挑选的这批一千多年前的诗歌，如同一组老字号的作料，把我们身边的现实烹调出特殊的味道。传统碑刻的字体，有篆体、隶体、魏体、楷体。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用草书，是别出心裁的特例。李邕用行书，是忙于应酬的结果。谷文达借用篆字的构成，隶字的波磔，魏体的硬朗和颜真卿正书的笔画等等，混为一体，号称谷氏楷体。

 

翻译讲究信、达、雅。信指可靠，达指通畅，雅指中正、高尚。谷文达背道而驰，把他的翻译弄得不可信，不达，不雅。东周贵族的诗歌，统称为“雅”。东周王朝是春秋列国名义上的宗主国，类似于欧洲的梵蒂冈。它的地盘被诸侯国包围，当时叫中国、中夏，夏与雅是同义词。谷文达翻译的唐诗故意背离雅的要求，采用美国卡通文化的搞笑作风，把众多原本正经的语句弄成文字噱头，甚至铺排了种种淫词秽语，犹如染上病毒变成乱码的电子读物。如果译诗的境界仅仅停留在这类艳词俗语的层面，作品就淹没在现实的市井文化中了。中国市井文化如同奔流的火山溶液，吞食着诸如唐诗之类的中国传统，也吞食着国际游戏规则。文人们不仅不是它的对手，有的还能寻找理由论证其生活方式的合理。可见非暴力的英雄情结和超人精神不能抹杀，它们能够抑制市井文化中的无聊。正因为如此，谷文达对杜牧《泊秦淮》一诗的翻译，可以说是译文中的点睛之笔。杜牧是一位风流才子，喜爱沾花惹草，他的传世之作不少同青楼买笑有关。不过杜牧又是唐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长官，负责督查官员。在现代人看来，杜牧的行为和职务相互冲突，但在唐朝，对国家兴亡的警惕与寻花问柳的作风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人格的自然表现。唐朝都城有一个红灯区名叫平康坊，地点在皇宫东南处的宫墙外面。每年考中进士的新人，走出皇宫，揣着名片周游平康坊，求访坊内的名妓，当时人们把这个小区称为风流泽薮。谷文达翻译杜牧的这首诗，一反其他诗歌的译法，字词铿锵，对应杜牧严肃的一面，洋溢着英雄气概。[6]

 

谷文达作品

《碑林》提供了一个翻译平台，同时又展示出翻译的荒谬。翻译只在物欲层面有效，在精神层面和习俗范围很难奏效。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的尖端产品，文字、音韵、节奏、文风有一套严密的格式，无可挑剔，无从改造。它的平仄不能翻译，音节不能翻译，五个字的短句翻成一行长长的英文句式，如同进行曲的节奏拉长后变成了吊丧的安魂曲。唐诗的字句同五行学的数理有关，它的内涵讲究言外之意。这些只能解释，一旦解释，诗歌的意境将变得索然无味。诗歌表达的是个人心声和志趣，古人声称“诗无达诂”，是说诗歌没有确定的解释。诗谶、诗禅、诗谜是最直接的证据。唐诗中的名篇，很多如同诗谜，人们只见谜面而不知谜底。比如王维的《相思》只有二十个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有两个差别很大的版本，谁是对的？不知道。唐玄宗以前，赌博用的色子名叫骰子，惟有一点用红色。骰子用骨头制作，一点挖一个洞，镶嵌一颗红豆。红豆别名“相思子”，象征两性相思。唐代诗人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就是用双关语描写情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思念。王维的《相思》，也被理解为异性相思。其实这首诗的另一个标题是“江上赠李龟年”。李龟年，顶尖男艺人，帝王将相的常客，因而《相思》又有同性恋的嫌疑。不过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之际，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李龟年当着唐朝官员即席演唱《相思》，大家遥望四川，神情凄惨，表明是君臣相思。这一切，《相思》的字面统统没有，无论翻译得如何刻意，也流于单薄空洞。[7]

 

谷文达的译文与其说是汉英对译，不如说是边缘文化同国际文化的对译。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心，比如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游览指示牌上标有英、法、德、俄、拉丁文和日文，没有使用人数最多的中文。在商业逻辑中，人数同实力不能等量齐观。经济弱小是一个国家诸多方面弱小的总体表现，投身国际艺术界的中国艺术家的所有痛苦，也几乎都同口袋的干瘪有关。中国人要改变这种现状，靠一厢情愿地奋斗未免显得天真。即便世界能提供平等竞争的舞台，人类的惰性仍然会使有所作为的人们感到沮丧。据统计，全球的电器插座有一百多种互不兼容的形制，把它们统一起来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球的文化插座比电器插座更多，更复杂，更难改变，主张全球化的人们只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悲观。谷文达的唐诗后著，如同中国的插头插不进西方的插座，形成硬插而又无济于事的滑稽关系。

 

《碑林》的眼界

 

谷文达旅居美国十八年，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身上，如同候鸟的双翼，失去一翼，另一翼将毫无意义。这使得他对文化交流特别敏感。《碑林》的视野首先定格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代表中国，西方代表外国。历史让人好生奇怪：从传记中的周穆王和小说中的秦始皇、汉武帝会见西王母，到张蹇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下西洋，直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和王明、博古等人加入共产国际，东方的中国人不息地在面向西方。凡是坐镇中原的中国帝王，无一例外地以西为上，从国际礼仪的站位到官民请客入座，中国主人都是以谦让的方式坐东而客人坐西。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被视为走向西方的过程。西方作为中国永远的牵挂，不能单纯地视为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很可能隐藏着深层的缘由。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后代早已灭绝，中国历代帝王的始祖，发祥地都在中国的西部。西部的代表人物是西王母，她的国籍不明，性别暧昧。在汉代，伏羲与女娲是始祖神，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在西王母之下。在同文字纪念碑一道问世的画像石中，西王母的画像凌驾在伏羲和女娲造像的上方。西王母的活动中心大约在今新疆或周边，汉代学者认为是世界的西极，日落的地方。西王母神通广大，负责管理天灾和名叫五残的妖星。五残星是中央填星分裂的产物，天灾的具体表现，暗示着中央帝国的崩溃。古代天灾被认为是对中国帝王罪过的警告，因而汉朝帝国毕恭毕敬地对待西王母，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要员按期率众祭祀。[8]

 

谷文达作品

《碑林》的思想摆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碑林》的构思环环相扣，创作过程有条不紊，唐诗和英译本都是照本宣科。不过进入后著的过程，英文文本译成了乱码汉语，进而转译成上海滩的“洋泾浜英语”，两者的内容变得一塌糊涂，形成一窍不通而又正经八本的闹剧。《碑林》的立意游离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困惑，超出了艺术不能为现实制订规则的界线。艺术界对于这种困惑只会觉得无奈，文化传播者又会觉得这种困惑表现得太含蓄太艺术。《碑林》的立意还往返于传统与非传统之间。当《碑林》携带出众多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显示出谷文达的中国素养，体现着古代名篇佳作对作者的熏陶。另一方面，谷文达又以不传统的观念和恶作剧的方式加以处置，把不相干的东西硬性地粘贴，煞有介事地捏造成非驴非马的怪物，使唐诗的意境与情调变得不伦不类，形成一派胡言。唐代人称胡言为“胡白”：胡指外族或外国人，白指言说。

 

碑文这种文体，同几千年来帝王发布的告示、占卜的著作、贵族写的诗歌以及青铜器与石器上镌刻的铭文，都被当做史书的变体。历史是一块可以被任意雕琢的石头，而碑文，尤其是死人的墓志，讲究盖棺论定，所以撰写人力求隐恶扬善，甚至虚构浮夸，矫饰的成份很浓。写作的“写”（寫）字，上面的字根是一间屋子，下面是一只喜鹊，写作就是报喜不报忧，关起门来唱赞歌。不过谷文达碑文的内容，既不在于严肃史家恪守事实的美德，也不深究无行文人歌功颂德的浮华作风。说白了，谷文达的《碑林》，重在借题发挥。[9]

 

《碑林》具有的古典倾向，第一是正宗：碑中的汉字，可以视为隶书的变异，也可命名为谷氏隶体，其中的捺划带有隶书的波磔。中国的书法，在汉代以后和唐代以前，以隶书为正楷，楷书指的就是隶书。书家如果不擅长隶书，就不是合格的书家，这在唐代以后仍然是书坛的共识。西安碑林的标志碑是唐玄宗的《孝经》石台，隶书。第二是规则：统一的材料，统一的尺寸，统一的字体字号，统一的纹饰，造成大一统的效果。第三是对称：谷氏书法讲究左右均衡，行距与字距讲究一致。第四是完整：字迹完整，碑文完整，碑体完整。完整无缺的作品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印象，一是让人感受到作者构思的全面与缜密，一是感受到作者不由人分说的霸气。《碑林》刻诗多数是格律诗，比如王维的《红豆》，音步是固定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平仄格式是固定的：||――|，――||－。―――||，|||――。其中，二、四、五三个字的平仄务必合格。押韵也是被严格圈定的：枝和思同属支韵，与齐韵、儿韵有别。这使得诗人遣词造句的选择面很窄，即便每句诗缺掉一个字，内行也不难通过格律以及上下文加以填补。[10]

 

《碑林》完整、饱满，没有留给后人参与的余地。五十块石碑，没有碑额，没有碑座，碑侧没有空白，平放的方式等于取消了碑背，读者只能像看字典一样被动地接受。保留后人参与的空间，往往是作品效应放大的因素；参与的人越多，作品更容易历久弥新。不完整的残字碑、断碑以至无字碑，反而能引发人的释读或考证热情。比如被视为周宣王时期的《石鼓文》，秦始皇立在泰山与武则天立在墓地的无字碑，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片等等，一直是常说常新的议题。东汉“曹娥碑”的碑文写得不大杰出，它成为一代名碑，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东汉名士蔡邕在碑背题了著名的八字评语。相传曹操和杨修观看曹娥碑，发现碑背有八个大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不解，杨修说，这是隐语，意思是“绝妙好辞”。黄绢指色糸，合起来就是“绝”；幼妇指少女，合起来就是“妙”；外孙指女儿的儿子，简称女子，合起来就是“好”；齑臼是接受辛辣作料加以研磨的器具，简称受辛，合起来就是“辞”的异体字。谷文达的《碑林》完满，造成了解读的残缺：满招损。这或许是作者对颠峰状态的唐代文化的隐寓。[11]

 

《碑林》的价值

 

谷文达是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碑林》将是他最重要的传世之作。不过由于《碑林》的内含复杂而形态单一，缺少直观的因素，需要翻译和讲解，合格的读者必须通晓中文和英文，必须读过唐诗，了解唐代的历史和文化。这样的读者在中国很少，在英语世界更加罕见。这是《碑林》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的外部原因，而自身原因在于作品显得庄重平和，不大可能一眼打动习惯于强刺激的现代观众。经历了1989年的社会大动荡，目击了911及其相关的惨烈画面，看多了盗版光盘和互联网上惊世骇俗的影像，人们对于任何事相都不会被轻易打动，这使得精致的手工艺术作品显得平淡。它需要在平静的氛围中慢慢地体会。《碑林》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汉学家或跨文化学专家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评论，读者缺少阅读铺垫和阅读悬念。这也是它没有迅速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

 

谷文达作品

《碑林》能引出很多话题，包括碑刻、语言、文字、书法、诗歌、异乡情调与游子心态、历史与当代、边缘与中心、艺术地位与文化势力、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等等。碑与碑文提供的话匣子，使得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话题都可以从中寻找借口或启示。其中，有关文化交流的话题尤其耐久。随着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异质文化交流的困惑凸显为人类生存的障碍。地球固然不大会成为纳粹的载体，但这个舞台对于人类的智力和野心，毕竟太小。在世界一体化或世界大同之前，在地球人和可能存在的宇宙人解决文化差异之前，在人与物、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对等的“交流”之前，《碑林》展示的困惑将始终是人类难以摆脱的阴影。

 

有人讲谷文达的作品缺乏个性。个性作为禁锢时代解救自我的钥匙，对于中国艺术家固然重要，但不一定是站在当代艺坛前沿地带的艺术家成败的关键，不是某件艺术作品成立与否的首要条件。一个世纪以来，杜桑追求极端，毕加索追求变化，梵高追求自由，达利追求怪异，都是以个性的张扬取胜，符合20世纪的文化趋向。不过个性的张扬是否必要，不必一概而论。二十年前的中国艺坛如同一个世纪前的西方艺坛，个性充当着艺术僵化的克星，它是褒义词。当时，谷文达是中国最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二十年后的今天，艺术个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正在演变成中性词，谷文达不必再靠个性张扬来辅助他的创作。悬置个性，如同舞女只见舞姿不见人。由于《碑林》负载的内容大，读者群小，如果过份突出个性或个人的成份，作品容易变成艰涩难读的谜语或黑话。另一方面，《碑林》文字的结体方式和书写方式，都带有个性。译文中的香艳词句，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成年男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艳词，要么在青壮年，要么为独身，要么失落无根。这三点正是谷文达前些年生活状况的写照。谷文达创作《碑林》时，住在纽约黑人集聚的布鲁克林区，还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艺术圈。当时，谷文达同前妻离异，孤身一人。赴美的中国先锋艺术家，像谷文达同体制脱钩、孤军奋战而又能成就大业的例子，可以说绝无仅有。没有个性作为基本素质，他在张扬个性的美国不可能异军突起。

 

《碑林》是双语碑。中国双语碑流行在一千多年前。西安碑林陈列的公元781年建立的《梵汉文陀罗尼真言残幢》，是梵汉文双语碑；同年建立的《大秦景教(基督教)流行中国碑》，碑侧和碑座刻有中文和古叙利亚文的对照文本。存世最多的双语碑是清代满汉文合刻碑。中国能认识满文的人已经很少，而《梵汉文陀罗尼真言残幢》上的梵文，只有专家才知道那是尼泊尔文字。再过一千年，中文失传还是英文失传抑或世界语使得两者失传，现在还很难预测，不过地球人不大可能同时采用两套以上的文字系统，它不符合生命追求最高效率的天性。从这个长远趋势考虑，谷文达的双语碑，对于人类探讨有效的交流方式，永远是一种提示。

 

2005.7.28-8.14写于西安-辋川

（本文是为深圳当代艺术中心2005.11谷文达个展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作者：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