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法，自然绕不开“创作”。而面对当前书法创作的困境，我们应有怎样的反应？也许是每一位书法实践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历史和生物的角度，传统及未来，是垂直而不能截断的时间之线。竭力地阻挡过去和试图停驻未来，便可在过去与未来的裂隙中立足。这无疑卷入了一场时空的战争，汉娜·阿伦特对这一问题早有洞见。传统既是催促我们前进的力量，也是一种负担，“人们不得不把它扛在肩上，或者能够甚至必须摆脱其死气沉沉的重负，方可迈入未来的门槛”。面临“未来”的阻力，只有真正冲破这层阻隔才能在拥挤的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史上的书家就这样一步步向前腾挪。

 

书法处于当代，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更加迷茫。“当现代的进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的时候，这个传统却被毁损的越来越微弱”，书法恰恰与“传统”关系太过密切，一方面要奔向未来，一方面却要回到传统并摆脱它的约束。除非将它作为另一个起点，探索出未来的也许不属于书法的图式。以最大勇气切入无限的过去是学习书法的先决条件（甚至耗尽毕生精力也不过是在和自身进行对抗，尽管这已经很不易）。付诸无以计数的练习，倾力揣摩点画间的微妙差异，直至让它们随意流淌——这仅仅是基础。此后，还须以同样的勇敢面对未来。“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无论是唐人“尚法”，还是宋人“尚意”，都是那些才华横溢的大师们胝肩茧足的回报，是在裂隙中的战果。

 

作为传统书法的执迷者，容易迷信所有属于“过去”的书写，唯命是从，不敢提出任何异见，很难从传统里解放出来。《海岳名言》对“前贤论书”的大胆怀疑，要我们自问是否也能有这勇气。这并非对古人横加指摘，而是要在已然成就的传统中抽绎出几丝线索，延伸到未来并不断地扩大传统书法表现的疆域。

 

董其昌在书论中常以“变”为要旨，总能清醒地看待过去。说蔡襄“少变”，东坡、山谷以平原为宗，米芾出东坡之上，“为宋朝第一”，隐隐地把米芾入古出新表扬了一番。又云米学欧阳询而晚年有冰寒于水之奇变，感慨“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这是备尝甘苦而后的总结。董氏十七岁应试时因“书拙置第二”，而后三十年，发愤苦学，渐修顿证，方得出翰墨小道，其难如此的感触。在“子昂风”狂刮的年代，他敢与之论优劣，比高低。一度不把文、祝放在眼里，看似轻狂，实则在时代的困境中通过自我与传统的比照，获得自信与未来的提示。诚如卡夫卡说的：凭着无数次战斗的经验晋为裁判，旁观过去与未来的交战。董其昌曾以裁判式的口吻与袁宏道之间的谈话可谓不刊之论：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古人笔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

 

对传统的反叛必须遵循传统的法则，需要按阶段和步骤进行创变，盲从时风或轻弃传统决非“见道”。回到当下，复兴传统与个性创造让人困惑。变古为新作为书法创作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很讲究原则。毫无主见地堆砌古典元素只会让作品成为一件摆设，袁宏道早已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所谓“复古”的危险：

 

今之作者，见人一语肖物，目为新诗，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

 

在尚未确定以怎样的新办法处理传统时，我们只得先尽可能地探到传统的深处。但一味因袭、传统，且被它拘囚，那很难创造出新的模式。传统和现代、理想与生活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困惑我们必须面对，而不是逃避。当代书法创作在脱离了日常书写滋养的情况下，必须努力恢复正确的书写动作、时间、节奏的意识，使构建回归到生长。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我们当以平静的心灵面对成见和来自社会的阻隔，尽力跳跃出来。一方面尊重传统，但同时保持着高度“本真”的个性追求。人一旦想要表现个性，其内在生命力便如发动机由内而外催促着创作出新的生活，这种欲望让我们看见所谓“活着”的真正意义。书法创作中个性的表达并不自由，但以传统为起点，其空间依然广阔。鲁迅在谈文学创作时道出了个性发挥的难处：

 

所谓显现于作品上的个性者，决不是作家的小我，也不是小主观。也不得是执笔之初，意识地想要表现的观念或概念。倘是这样作成的东西，那作品便成了浅薄的作物，里面就有牵强，有不自然，因此即不带着真的生命力的普遍性，于是也就欠缺足以打动读者的生命的伟力。

 

面对种种制驭，另开一个自由表现个性的世界，董其昌是很好的参考。他以“无一笔不怕后人指摘”及作矜庄想的态度完成个人的超越。并以愿终生做粥饭僧的敬意深入到传统，但始终不忘“吾神所著”的造极法门。就此而言，我们对风格的追求就不再是简单形式上的嫁接，而是永久的命题。回到传统中已有风格，推敲它们的生成环境和机制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小我”和“小主观”，必须寻找具有时代意义的生命力。

作者：龙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