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全国性大展中中国画类制作气息的弥漫，写意精神的衰减的批评声不绝耳。其实，艺术都离不开雕琢，没有技术含量的涂鸦，难成真正的艺术；但是充满雕琢之气、缺失内在精神的技术施展，的确是艺术创作的大忌，工致精微未必就不能写意，唯有写意技法的呈现，未必是真正的写意，写意重要的不是一种外在技法，而是艺术家内在理念、胸臆、性情的一种视觉呈现。

      如果要将《蒙古妇女》进行技法分类的话，当然属于“非写意”的工笔画；但是，这幅画工笔画作，却充溢着写意的精神。画作规整，但却没有时下工笔画常常流溢出来的因过度制作而显露的雕琢痕迹；色彩明快，对比强烈，却不见艳俗之气；线条精致细腻、却不见失灵动率性的意趣，此画充满构成感的构图模式、平面化的空间处理，装饰化的色彩运用，洗练的线条流动，静穆的人物神态，彰显出一种简洁、雅致而沉稳的气息。在此，借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句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的评价的经典话语来形容这幅画是十分恰当的。

       无论是中国传统绘画，还是西方绘画，简洁往往是一种倍受推崇而又难得的品质，庄子曾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以简为贵，以朴为美，成为许多中国艺术家的尊崇的创作原则和追求的美学趣味。西方艺术也从来不乏尚简的精神，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形式应该具有“秩序、均称。明确”三个质素，这三个质素里透溢这对简略的崇尚。而被称为现代主义艺术理论资源的提供者的贝尔更是明确提出“有意味的形式”只有通过简化才能达到，没有简化就不会有艺术，只有简化才能把有趣的东西从大量的无意味的东西中抽象出来。对于中国画而言，简略似乎仅是写意画的一种品质，工笔画的精致与简略似乎是难以融合的两端。

       其实，在中国工笔画的发展历程中，不乏尽精入微而又不失清新俊逸的精品佳作，如宋代众多的院体花鸟画。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这些年来的工笔画坛，一些画家为了追求展场的效应，或肤浅地理解“中西融合”，要么极力雕琢，刻意精细，要么一味追求写实效果，结果精细有余而韵味全无，雕琢过度而意味遗失。而《蒙古妇女》既在发型、头饰、衣纹处可见精微的刻画，又在人物面部、服饰及图底关系上以平面化手法保持了以一种简约化的整体性，精细与间接、局部与整体构成了丰富而又有张力的视觉效应，精而不腻，繁而不杂，艳而不俗，传统与现代、描绘与表现、写实与写意自然而然在画面中融为一体，显示出作者严谨平实而又自在自由的创作态度与心性。观众的视野也能在远观与近视中的循环往复中，获得一种观赏的舒适感与满足感。

        当然，《蒙古妇女》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其独特的艺术图式与视觉语言，更重要的那画面上流溢出来的那种单纯而淳厚、明晰而静穆的气息。这种气息既来自于画作视觉化的形式语言，更来自于这种视觉化形式语言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依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精神的物化过程，也是形式的精神化过程。《蒙古妇女》没有特定的情节，具体的生活场景的描绘，也非某一“具体”人物的刻画，画面上的妇女几乎没有明确的情感、情绪的显露。静穆的画面、静穆的人物神态，似乎将我们带入了邈远辽阔的时空中，触摸到北方草原民族浑然而雄强的生命律动，感受到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文脉。

无疑，画家的旨趣并不在那极富特征的民族人物外形以及服饰刻画上，也就是说此画不是人物“写真”画，更不是风俗画，而是艺术家以象征的手法在呈现一个古老民族精神图像。辽阔的北方草原，向来都是马背上民族历史演绎的大舞台，伴随着马蹄的声响，不同的血脉在这里涌动、融合、不同时光中的铁血汉子在母亲的怀抱中成长健壮，然后驰骋大漠去追逐英雄的梦想。这里蕴含着雄浑苍凉的风骨，演绎着兴衰沉浮的历史大剧。曾有过立马山川、雄踞过纷争天下的经历，这里的人的性情如草原一样宏阔沉厚；曾见过纷争相融，聚散分合，这方土地弥漫着淡然而静穆的气息。母亲是英雄心中永远的温暖，母亲是骑手心永恒的家园。

    《蒙古妇女》的作者与其说是在描绘这方土地的女性形象，还不如说在用笔墨塑造一个名族永恒的心灵丰碑。这座丰碑熠熠着高贵。单纯。静穆与博大的气息。说十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一直是各类各级美术展览中最常见也是容易被看好的题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表现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有两个倾向值得关注与反思，一是以猎奇心捕捉少数名族异样的生活表现，或乐意于表面风俗的在现，以满足都市人的好奇心；一是以他者的视野，将少数名族生活以诗意化的方式加以表现，其实释放的是作为与表现对象相应的他者自我文化想象。

      而《蒙古妇女》着力表现的是少数名族内在的精神气质与品格，做着用工笔画的手法塑造草原名族的女性形象，画家的简洁性，整体性，固然是该作品让人难忘的缘由，但是，画面与任务形象的静穆感，以及这种静穆感所象征的精神力量才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作者：黄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