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因需要而存在”的美学时代，绘画的绘画性是被忽略的。绘画的风格，质量，形式让位于观念，绘画语言几乎成为正在瓦解的问题。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来说，架上绘画似乎不可逆转地成为一种“传统的”艺术语言，在当代艺术语境和版图中，从中找到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成了更为困难的事。
事实上，如果抛开时髦来谈实验，所谓创新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它的绝对价值仍将随时间而改变，因此我更愿意相信某位建筑师说过的话：“我们只能身在一个传统之内才能反对该传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具备这样一种资格才能来建立一种新的准则，且不会窒息艺术中最具活力的部份。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更愿意关注在规定动作中不断寻找突破的艺术作品。
郭伟的画在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中引人注目，这几年他的创作在观念和绘画风格上越来越成熟，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个性。这也许跟艺术家本人始终避免坠入僵化，始终从内心出发寻找变化有关。
郭伟的画表现了新一代都市人的渴望和空虚所交织出的内心的荒芜，这些画中人都带有作者自叙的影子。（有许多画作也可视为他本人的自画像）。郭伟关心的是“人”的问题，且坚持以普通人的视点来展现他对“人与人之间非人性化和异化状态的一种谴责”。他自已也说：他是将人作为一种文化问题。他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孤独者（表面和内心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欢乐，他们对美好或不那么美好的事物的热切追求，他们组成一个个浮游在主流社会边缘的巨型蜉蝣的小群落。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存在，躲避和对信仰的抗拒，日常生活的表演也成为他们抵抗焦虑，抵抗外部世界的有效方式。
郭伟的《室内》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人物的呈现方式都象电影《楚门的世界》一样，让我们看到自已其实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虚置空间里，我们的全部真实，都建立在虚构上，而一切打破这种虚构的努力都会使我们无功而返和倍感无力。就象楚门根本无法进入真实世界一样，我们也只能在一个虚置空间里表演。
郭伟的画正是在纪录“无意义生活”的框架下，来表现真正的意义和从中寻找生活的非私人性质。他的画中人物既是自已又是别人，通过自已与周遭环境，生存状况的关联，通过对日常琐事的变形和夸张，来建立与时代同步的私人记忆。
关注人，将人作为画的主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画自已周围的人。家人，朋友，女儿，自已，日常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室内大大地寓言化了。在他最新的作品《室内》系列中，两根垂直的直线概括了场景，概括了人物关系，也概括了社会形态。生存经验和现实威胁也在这两根线上展开。也许因为长期在一个拥挤的室内作画，也许因为“室”是一个对自已视点或观念的有效限制，郭伟通过这个被限制的小世界来表达那个更大的世界。画中的人物关系张驰有致，夸张，变形，又有戏谑成份，象是从家庭这个广角镜头里望出去，一直广到这个时代的横切面。
室内，有时象一个舞台，上演一幕一幕的超现实的游戏场景：他们（成人和孩子）回家，淋浴，撒欢，嬉戏，尖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些象征意味的戏仿，围绕着家庭这个核心向外伸展开去，在这样一些故作轻松的家庭生活仪式中，他调侃和解释了现实社会中人物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种既在现实中，又试图超越现实的想象关系。
这些游戏和戏谑都具有一种无法避开的严肃，郭伟的作品有时会产生这么一种东西：他越是表现游戏，他作品传达出来的特质就越显认真，越游戏越严肃，越严肃越游戏，这差不多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种类似于上了发条的关系，在这个亦真亦幻的游戏怪圈中，我们根本停不下来。
就象郭伟自已所说：“不同时段，不同视点，不同关系的人物的并置是荒诞的，……荒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今天生活的本身。”所有这些游戏都提供给我们一个现实的真实情况，但这些真实又异常地陌生，就象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在其中却又不知身在何处。我在他的近作《室内 蚊子与飞蛾》中看到一个戴墨镜的男孩背上长出一双天使之翅，这个翅膀画得有陶瓷或塑料之质感，又象是一对巨大的招风之耳，在同样两根直线规定了的常境中，这种“是天使不是天使”的戏仿中，有对日常生活的非常表达，也有作者对生活的特殊幽默。
从“红色时期”到最近的一些新作：《飞蛾》，《室内》等系列作品，都可以从中看出郭伟对油画写实技巧的部份迷恋和某些刻意放弃。这种对绘画写实的矛盾心理是他那一代艺术家所特有的，就象郭伟曾经喜欢的美国画家费谢尔所谈到的感受一样：“想用它，又想甩开它”。正是这种压力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富有张力的技术上的坚实和敏感。蚊子，飞蛾，小女孩或男人的内衣裤，某些随意的线条，肌理，横贯的划痕，这些元素既是一些细节处理，也是技术的物质形态。在最新的作品中，这些技术性的处理变得更为轻松，随意和不拘其形。
对技艺和观念的选择和结合使得他的画面带有质量上的魅力，站在画前很有看头。（这是我理解的好画家的标志之一，否则我们就不必看展览，只消翻翻画册就行了）。
我始终热爱这样一种专业化的创造：不是强调身份或职业的专业，而是对自已要创造的东西的专业精神。就象我所喜欢的画家培根曾经说过：“真正的想象总是建立在技术想象的基础上，剩下的就是想象性的想象了，毫无用处”。我所说的专业，接近于这样一种“技术想象”的感觉，它是清晰的，也是意外的：无论艺术家们是写字，绘画，装置，或作行为，无论他们是哪一种想象的方式和手段，他们的作品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除此之外的东西，无论它短期内何等喧嚣，都是些琐屑之物。郭伟的作品，他的艺术思考，他所追求的艺术品质，都在接近这样一种充分发挥“技术想象”的创造力。
从当初的红色过渡到后期的黑白基调，从最具标志的布上丙烯，到不妨也在厚纸上使用油画颜料，从以前画面略嫌冗赘的层层堆砌，到现在运动中的流畅勾勒，郭伟始终尊重自已的感觉和变化的趣味。难得的是在当代艺术中强调“重复即力量”的时效强音中，他还希望打破一种“惯性工作方式”，希望在一种艺术逻辑中找到可持续的推进。很少有艺术家能够真正保有创作上的巨大激情和对自我的反复处理（大多数艺术家急于赶快找到一个符号，急于赶快把找到的符号固定化，急于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大脑中保存下来这一固定符号）。我理解郭伟这种把个人创造热情放在前位的态度，是一个艺术家极为自信自律的表现，也是一种极为自由和开放的心态，它保证艺术家免受毫无创造性的重复的侵害。
对郭伟而言，敏感而粗拙的混合处理是他本来的气质（“拙”而敏锐是郭伟作人和作画之间的统一体）。因此他也蕴含了一种藏而不露的深层潜质，不会因横绝的才气而过早消失。而是一步步，一次次地越来越接近他自已的目标。这个目标也许目前已不被人称道，但却是最接近真实的，也是必将被新一代的佼佼者所证实的：那就是绘画未被穷尽的无限可能性。
看到郭伟最新的一张画，可以把它视为作者的一张精神自传图像。在画中，郭伟自已紧闭双眼，身体弯曲似乎处于一种太空中失重的状态，又好象自已也既将化身为蛾，飘然而去。旁边是一个男人体，与他构成一个支撑关系，画面既陌生怪异，又为我们所熟知，可视为画家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某个瞬间的真实，但也是全部的真实。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让我想起多年前我最喜爱的一句诗：无论我活着，或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蚊子或飞蛾亦然）。
作者：翟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