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军旅生活很远，正因为如此，我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陈树东先生和他的艺术。我进到展厅的时候，第一个感觉还是蛮兴奋的，它跟我看的其他展览有很大不同。有两个印象我比较深刻，首先是英雄主义气氛比较强烈，还有就是精英主义，这两个内容都是在我们当代生活中缺乏的。

　　现在的学院派和体制内的艺术家，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没有的。我记得九十年代的时候，批评家易英写过一篇文章叫《学院的黄昏》，其中对学院有许多感慨。应该说那个时候学院派是不占优势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破大于建，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是通过破坏来重建一种新的东西。但是，今天的语境却不一样了，21世纪以后，当代艺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当代艺术已经有了一个标准，至少是有了一个市场化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所谓当代艺术的标准里，过去的许多精神内容都已经流失掉了，八十年代的那种英雄叙事和精英叙事去了哪里？这时候往往是被学院派承担起来了。

　　我最近做了两个展览，一个是丁方的展览，另一个是沈敬东的展览。沈敬东也有过当兵的经历，但他后来成了职业艺术家，也是现在市场上比较成功的艺术家。这两位艺术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尽管他们描述的都是英雄的概念，但方式却完全不一样。沈敬东作为体制外的艺术家，他所处理的题材、考虑的方向，都要以市场为前提。而丁方则不同，他在大学里当教授，可以关起门来想象英雄、描述英雄、呈现英雄。今天的学院所占有的优势，包括军旅画家占有的优势，都是因为他们可以不考虑市场因素而沉下来做事情。

　　陈树东先生的作品，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让我想到了王式廓先生。其实，中央美院有一个大的传统，而中央美院进修班，又有一个小的传统，陈树东先生就是从这个传统中出来的，他们比美院的本科生要有开放一些。因为进修班的老师对他们会比本科生松一些，在语言探索上也更放开一点。所以，进修班基本上是以表现主义为传统，语言线索一方面继承了延安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有50年代“苏派”的影响，最后还与8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相结合。这些元素在陈树东的艺术语言里都有体现。而这三种元素，恰恰构成了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班的一个内在传统。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也就是说学院在今天是一个优势，要意识到这个优势，并自觉地发展自己的优势。

　　第二，通过这种语言的梳理，对今后的军旅题材创作也会有帮助。

　　第三，前面有些先生提到的认识历史的话题，看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话题。也就是说对历史的了解，不能停留在表面，如果认识停留在表面，语言肯定也深入不进去。我们现在对20世纪的历史判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主流的大叙事；还有一个是完全颠覆主流的民间叙事。应该说，这两种叙事都不是客观的。我们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如何保持对历史的客观判断？这是一种能力。只有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与感受，才能使表现语言更准确。艺术语言没有深和浅，但是有准与不准，语言的准确性源于对历史深度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参照浪漫主义时期一些文学大师的表达，如托尔斯泰的《战争的和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尽管他们是在描述历史，但却超越了历史的现场，而是像上帝一样在描述人类发生的事情，不仅能够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而且还能整体的把握历史结构。这确实是一种能力，像刚才有些先生谈到的，这可能跟西方的神学背景有关系。但是，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呀，比如《红楼梦》，就是超越历史的，有一种对人类的整体关照。

　　总之，我们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百年以后这个作品是否还能留下来？如果有这样一个考虑，我想这个历史题材才真正能站得住脚。其实，这样的创作陈树东先生可以在工作以外来做，工作以内可能要应付一些主题性的创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对历史的认知和语言都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在体，才能在历史的上下文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判断，才能突破军旅题材、主流题材所存在的一些束缚。

　　如果与1949年以前的那些表现历史题材的艺术家相比，现在艺术家的语言要比他们成熟多了，但是却没有了他们的独到眼光，因为那时候的艺术家是纯粹的个人，他们可以将个体意识与民族情感结合起来，融入到作品中。而后来的艺术家却做不到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牵制，到今天又有一些人受到网络偏见的误导。这两个极端都导致我们对历史难以客观深入。作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应该有这样一个义务，也有这样一个责任，把这些遮蔽的东西拂去，用艺术的方式把真实打捞出来，建构一个既是艺术的历史，也是我们这个认知的历史。也只有这样表现历史，艺术才具有时代的张力与历史的张力。

杨卫（黑龙江省当代艺术院副院长、吉林艺术学院和天津美院客座教授）

作者：杨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