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文化的规范中，文字的规范，是根本。然而，现行的文字规范，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从《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到《龙龛手鉴》，历代都有政府主导下的文字规范。虽然，今天看来，这些规范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就文字承载的信息的准确性与符号本身的指示性而言，千余年间的承载是明晰的、一贯的。这与简化字的规范相比，其连续性是显然的、易见的。

简化字作为一种规范，其出现带有明显的非文化因素。而这种因素的主导作用，致使文字趋向实用。实用性的获得、或者说加强，是以缩减文字固有的文化性为代价的。

一个能指符号，几个所指含义。这种组合与关联，直接结果便是歧义。亦即损失了文字固有的精准性。而作为文字所体现的精准的背后，是认知的精准。因此，简化字的一个特点就是损高就低。

当损高就低作为文字的规范准则时，伴随着文字的使用所产生的放大效应，便从根本上渗入到社会的各层面之中。

今年人代会有代表提出恢复繁体字，这种想法或做法，不免有粗暴感。其实要做的不是恢复繁体字，而是恢复汉字固有的精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繁体字没什么好，简体字也没什么不好。看待文字的标准不是繁简，而是精准。

汉字的简繁问题，除了在文字学层面上作为问题存在外，其背后还有历史情感的困扰。这历史情感便是“五四”情结。“五四”，近百年来，拥有了太多的意味。不能放下，是因为无法放下——和太多的切身利益关联着。而这也表明历史文化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终也难以实现为理想的状态。

“五四”情结的突出代表是鲁迅。而怀有“五四”情结的人，又多是以社会政治并且是时状中的社会政治为指向的。

历史情怀与“五四”情结，都是历史情感范畴内的，差别只在于时间跨度。但，这差别落到实际问题的处理时，其结果往往不是在程度上的差别而是不同。尤其是对于那些问题本身超越百年，达到千年时，则甚至会出现对立的局面。

历史尺度的长短（或者说大小），并不仅仅体现为视野的大小，而是局部与整体。用局部来处理整体，则难免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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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先去其史。”这是一种担忧，也是一种敏锐。

失去历史，便是抽掉根基。国当然由人建起，但，有人在生存着，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国。

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标志，而文化必须存活在历史的连续之中。

不过现在更让人担忧的则是有人在自去历史。这比别人来阻断抹杀更恐怖、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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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一种远离人世社会的生存状态，是在亲近造化自然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生活与道德圆满的示范者。

所以，隐士，是生命意义的示范者。

因其圆满而具有示范性，隐居者都因于此。

终南捷径，乃是借隐士的外在方式博取盛名，以求仕进的手段。■

来源：华夏收藏网-藏趣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