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中国挪用艺术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通过梳理中国当代艺术中和临摹、挪用、山寨相关的艺术创作现象，探讨重复和创新、原创的关系，艺术创作方式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关系，知识产权和知识共享、知识传承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挪用艺术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挪用”的话题下，山寨的是与非、抄袭与侵权、雅与俗、甚至艺术与非艺术的开放话题都被巧妙地呈现。策展人对源于西方的“挪用艺术”进行了拓展和转换，同时超越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将“挪用”与传统临摹和山寨现象结合起来，提出中国挪用艺术至少包含三种现象，而这三种现象即是本次展览的三大板块， “和中国艺术传统相关的临摹现象”第一板块展出夏小万、邱志杰、姚瑞中、陈浚豪、彭薇、余旭鸿、杨泳梁、倪有鱼的作品；“和西方现当代艺术相关的挪用现象”第二板块展出隋建国、李占洋、施勇、杨振中、李青、倪有鱼、胡庆泰、胡昀、王冠山的作品；“和当下社会现象相关的山寨现象”第三板块展出陈幼坚、韩峰、周铁海、邱志杰、焦兴涛、李青、高岩、钟兆刚、叶甫纳的作品。展览首次提出了“中国挪用艺术”的概念，对源自西方的“挪用艺术”理论进行了拓展和转换，将“挪用”与中国自古以来的艺术传统“临摹”和当下风生水起的“山寨”现象结合起来，打造了一个链接中西古今的“中国挪用艺术”概念。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15日。当下社会，山寨现象风生水起，抄袭事件层出不穷。回望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指控不绝于耳。盘点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历程，一味摹仿前人更是晚清以来文人画的常用标签。中国人果真如西方人所指责的那样，一贯不尊重版权和不懂创新吗？中国当下的山寨现象、抄袭事件和我们悠久的临摹传统有关吗？西方人可以丝毫不差地“挪用”，为何中国人不能进行有所改变的“山寨”？复制和复制品的泛滥会影响艺术的创新发展吗？“Copyleft”出自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自由软件许可协议条款，给予了电脑程序自由软件的定义，并且确保程序的自由性能被完善的保留。此处借用“Copyleft”来表现临摹、挪用、山寨的共通之处，意味着“可以拷贝”，以及“制造拷贝”。在数码复制时代，不只艺术家精于“挪用”，其实绝大多数人和“Copyleft”“挪用”都脱不了干系——对网络图文资料的复制黏贴，对盗版碟的购买，对着手机私人定制的电影配音，在卡拉OK厅里对歌星的模仿，各类模仿秀上选手始于模仿、止于创新的表现等。这是中国古代的绘画传统，不只是一种学习手法、保存珍贵作品的方法，其本身也是艺术创作手法；既是向前辈大师致敬，也是对个人态度和品味的表达。临摹始于手工复制时代，但即便在数码复制年代，临摹也得依靠手工劳作。一旦从技法训练演变为蓄意作伪，就会从艺术创作转变为法律事件。在这一板块中的艺术家创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从画到画的临摹，艺术家利用新手法、新媒介使经典图式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开拓发展了传统艺术的审美价值。“挪用”开始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西方，是对现成物品或现有作品的全面或局部使用。它打破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削弱了知识产权和作者的特权，质疑了原创的观念：创新是推倒重来的全然创新吗？一个可复制、可替换的物体是否可以变成具有创新意义的、独特性的艺术品？“挪用”通过对原作的解构，制造新观念和新意义，也有侵权的风险。中国艺术家对“挪用”进行了创造性演绎和拓展。“挪用”有时成为艺术创作的捷径或个人阐述艺术的便捷通道，这种滥用会降低艺术的水准。山寨文化博兴于数码复制时代，是艺术创作的挪用手法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体现，目前席卷了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山寨是一种思维的革命，一种民间的智慧和创新，能制造新价值和新民主。因为山寨能制造相似性，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公平的实现，比如山寨手机让低收入人群同样能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山寨现象也是普通人想成为名人、普通产品想成为名牌的一种意愿和努力；各种模仿秀和山寨活动，是对公众创造力的释放。所以，也许是时候用更中性的眼光去打量“山寨”了。30×25×58cm 56×42cm 雕塑、素描 2014年隋建国 掷铁饼者 - 反转空间 172×150×80cm 200×200×20cm 石膏像、镜子 2008年
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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