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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15日，国际LP&GP合作浦东高峰会在上海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以下为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投资银行的副主席龚方雄博士发言实录。

　　龚方雄：谢谢陈院长。各位来宾、各位投资界的朋友们，今天在岁末年初之际，尤其是年代交替之际来谈论中国未来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向。我觉得时间点确实非常好，可以谈的话题非常多。

　　我这部分我想着重于中国未来两三年也好，未来一个年代，下一个十年也好，中国的投资机会在哪里。我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希望我们坐下来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我们前面几位嘉宾，包括李主任和胡祖六都已经就过去十年我们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经济增长竞购的转换挑战，做了非常精辟的开场白和阐述。

　　我们投资界的朋友怎么来看待我们未来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呢?所谓的挑战实际上也是一个投资机会。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大家知道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历史上非常多。中国在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不断地直接面对了这些挑战，而且找到了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未来十年中国的成长应该也是这样的趋势，很多问题只要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都是可以解决的。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在目前的时点面临了哪些巨大的挑战呢?或者说有哪些大的投资机会呢?我可以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在未来十年，尤其以今年为代表，今年是一个开局之年，应该是从一个青年走向一个成年，不成熟迈入成熟的阶段。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对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的推出。这件事情应该是中国短短的资本市场发展，大家知道中国股市从1990年才开始。这件事情大家一定把它看成是里程碑的事件。

　　我非常欣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情况下，去年刚刚结束，我们所采取的决策是继续创新、继续改革，推出衍生金融产品。实际上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都是衍生金融产品，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大家知道我们不希望看见的就是在整个改革还有待推进的时候，我们过度总结西方金融风暴的经验，导致我们国家自己什么东西都是监管至上。这样的话就会抑制创新，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增长模式的变化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创新，继续大胆地改革，作出制度性的突破。

　　中国的资本市场向来都是大上大落。大家知道去年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很多优质的、高成长的大盘股估值严重低于一些非常不成熟，市值很小估值的小盘股。大家知道几百倍市盈率的创业板很多人去追，但是优质、高成长的大盘股没有人顾及。这就缺乏衍生金融工具，缺乏价值对冲的工具是息息相关的。有了融资融券，有了股指期货以后，我想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投资者不但会更加关注企业的成长性，成长的可持续性，成长的素质和你为这种成长所付出的估值，这些是投资人非常关注的。

　　如果有了这些工具以后，如果你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从估值上，尤其通过调整看它的估值是不合理的话你就可以做空他。你可以做长一些你认为相对价值被扭曲的股票和行业。这样的话会使整个市场不但会更稳健，而且整个市场整个投资质量和投资的素质，尤其对增长质量和估值的关注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就不会出现我们股市像一个赌场一样。很不客气的说，我觉得创业板两三百倍的估值，其实所反应的是彩票效应，不是正常的资本市场所体现的效应。

　　什么叫彩票效应?很简单，因为只有28支股票上市，他们都是很小的板块，流通量非常低。你可以算出来，它头一天上市，如果按照上市定价估值流通量是多大，可投入创业板的流动性有多大。中国的问题温总理讲的非常精辟，什么东西乘13亿就很大，什么东西除13亿就很小。创业板有这么高的估值怎么理解?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股民多，人多。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拿出3000、5000、10000块钱投创业板，对投资者来讲可能拿出来的钱只有3%、5%，甚至只有1%。这部分钱拿到创业板去可以不去估值，就像买彩票一样输光了都没关系。所有的人都这么干，把这些钱乘上股民的数可以算出可投入创业板的流动性有多大。这些钱是不顾估值的，就像买彩票一样，输了没关系。所以就产生了创业板估值的“怪物”。曾经媒体问过过你对创业板头一天上市涨几倍，但是不敢讲，你这么一讲把股民忽悠进去更惨，但是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我们大盘蓝筹股，十几倍的市盈率，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成长，这样的股票没人问津，整个市场就像一个赌场一样。这对我们LP和GP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挑战。昨天我们参加论坛初步形的讨论，现在很大挑战在哪里?大家看到创业板估值这么高，很多很好的，很优质，高成长，很大潜力的企业很可能急功近利，很可能过早选择在创业板上市拿到估值，很多投资人就因此而退出。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整个投资产业链里边急功近利的现象，给投资者也产生了一个挑战。比如说现在对人民币基金和外币基金的争论，外币基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由于在国内现在可以从中小板、创业板这么高估值可以进行退出，我投资战略是不是要关注五年、十年，很早的进去，然后跟着这个企业一起成长，还是我就作为一个财务投资者在企业快速上市的时候后期进入，十几倍的市盈率，从PE的角度也进入。因为你上市可能拿到50倍、100倍。这样的话整个投资估值就被哄上去了。

　　大家知道成熟市场部代表你找不到高成长的企业，但是即使高成长的企业在PE投资阶段的估值一般来说也就是5倍左右，不会像中国一样15倍市盈率，还有很多所谓人民币的基金去追。为什么?因为你可以30倍、50倍、100倍在创业板，在中小板进行推出。这样会不会产生投资的急功近利。这一点其实我们非常担心，就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大家怎么权衡以人民币基金PE的方式进入中国，现在还继续专注于以外币的形式，然后跟着成长企业进行成长，等这个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以后我们才选择在境外上市。这两种对LP的投资也好，对GP和基金的管理模式也好是有非常大的战略性影响。这是一个方面。

　　这个东西可以讲很多，但是我现在蜻蜓点水先讲到这。但是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中国从实体经济层面所面临的挑战。大家知道现在确实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中国现在汽车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刚才胡祖六也讲了我们是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现在很多市场排名都是全球第一。但是这跟我们13亿人口有关，中国整体成长的素质还是非常低的。这一点我们一定头脑要非常清醒，未来十年中国还有很多槛要过，才能真正进入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的阶段。

　　假如说你想比较中国现在这个成长阶段跟日本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成长阶段的话，我们中国实际上现在还欠缺非常多。那时候日本也是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经济从一万亿一下跨入了4万多亿美金的经济体系。中国好像经历类似的阶段。但是中国经历这些阶段的时候缺乏什么，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投资方向。缺乏三件东西，中国缺乏自己的品牌，在全球中国有哪些产品有全球性的品牌效应，现在没有。中国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中国什么样的技术在全球是领先的，而且是自主知识产权的，现在寥寥无几。再就是中国缺乏资源，中国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

　　所以全球非常担心，如果我们汽车销售的成长率以这样的速度上升。大家知道13亿人口汽车保有量只有1亿辆左右，每年汽车销售量去年达到了1350万辆，美国汽车保有量1.7万亿，但是人口只有3亿。美国现在1.7亿汽车保有量，汽车销售量是1000万左右。中国跟美国比，从人口总数来看，从汽车保有量占人口的比例来看相当低。所以我们汽车销售成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汽车产业里边有多少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品牌。造成了另一个挑战就是资源方面，我们有多少能源，有多少石油，有多少资源去支撑中国汽车保有量再翻一倍、两倍、三倍。这种现象在未来十年可能都会出现。其实这三个是未来中国，我非常同意胡祖六讲的中国前面几个挑战，比如说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但是这三个也是巨大的瓶颈，就是中国经济能不能上另一个台阶，是巨大的瓶颈。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我们觉得如果你没有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现在也不多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当然只能来自科技创新、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创新和自己所能创造的品牌效应。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产业链的角度继续往上走。中国其实有这样的实力。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甚至在2000年初的时候，本世纪初的时候你谈中国的成长要靠品牌、技术来带动，中国很多粗放型的成长潜力都还没有释放出来。那时候通过改革、通过自主创新释放了很多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潜力。现在这些事情都做得七七八八了，也在深层次的角度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

　　那么我们的投资者也要从深层次的角度，品牌在消费领域是非常关键的。从品牌的效应来讲，大家知道你只要掌握了分销渠道，如果再掌握了品牌，那么你就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如果品牌效应能够逐渐的做到全球去，中国即使将来不在强调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的出口也会继续保持强势成长。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出口第一只是靠粗放型的，因为成本竞争优势所带来出口的成长，就让我们做到了第一。

　　这时候我们要不要放弃出口成长?我觉得倒不一定。就是说你在做强、做大内需的同时，出口可能也能上另一个台阶。日本走过了这条路，德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德国长期以来出口第一。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技术，靠的是品牌。日本高速成长期的时候诞生了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同时在全球享有品牌效应的企业，像松下、索尼、丰田这样的东西。所以它还能雄居全球出口市场很长时间。

　　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消费者跟踪你了，这时候要去放弃这个市场吗?当然不应该放弃。但是怎么来提升这个市场是关键。中国企业要做的就是看看你能不能上一个台阶，通过自己的品牌、技术，高附加值来维持这个市场，来做强做大这个市场。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十年还有很大的成长潜力没有释放出来。我们不要过度的担心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如果能把品牌、技术跟上去就很好了。

　　但是这个事情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努力，自下而上的努力要靠各位把钱投到产业里边去，引领他们的成长，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GP在投资组合里边选择这些产业，帮他们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建立品牌，建立渠道提升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这样才是未来五年、十年也好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也是给我们投资界提供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短期来讲我们觉得未来两三年投资机会很明显，现在大家心里面都很明白。现在全球等待两个技术突破：新能源和生物科技。全球经济未来能不能走出金融风暴的阴霾，能不能马上进入新的成长期，靠的就是这个，尤其是美国经济。如果美国经济未来两三年在这些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经济又可以引领全球的经济。

　　我最后讲一点今年的投资机会。我觉得今年最好的投资机会，我比较喜欢讲短期，短期高科技将会引领今年资本市场的上升。这个效应有两个，一个是由于金融风暴过去几年的影响推迟了很多公司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投入，尤其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很多计算机该换了，网络该换了，尤其前几年金融风暴的肆虐没有，但是现在全球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全球很多企业慢慢变得盈利性更强。企业在设备更新、高科技方面的投入会越来越多。今年高科技也是一个投资的亮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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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下面我们进行的是下午专题论坛A。主题是“LP在中国现状与发展，机遇与挑战”。
　　
　　首先我们有请专场主席廖梓君上台。演讲嘉宾是植伟超，来自淡马锡。Christopher  L.DAVIS，来自美国风险投资学院，以及徐瑞芬来自泓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面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上场。
　　
　　廖梓君：非常高兴今天受到大会的邀请，做今天下午专题论坛的主持人，客串一下。也很感谢在下午通常比较困乏的时候继续用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这场论坛。
　　
　　我下面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与我一起做论坛的三位嘉宾。我请他们先各自自我介绍一下，请淡马锡的植总，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和公司。谢谢。
　　
　　植伟超：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淡马锡上海首席代表植伟超。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今天这个课题的看法。淡马锡在座的各位可能不大熟悉，淡马锡是位于新加坡一家亚洲投资公司，对于很多行业都有投资。GP也是LP，我们有做自己的直接投资，在一些基金业做投资，所以经常跟基金做一些跟投、随投的投资活动。
　　
　　主持人廖梓君：谢谢。下面请Christopher  L.DAVIS先生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Christopher  L.DAVIS：我自己可能有所不同，因为我是一个律师，我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代表私募管理的人员。我的工作包括美国范畴内和中国范畴内。同时我也是一个顾问，我也是创投协会的顾问。这个协会是美国两个创投行业的贸易协会所经营管理的。
　　
　　主持人廖梓君：我们也请了一位曾经在美国专业LP机构里边担任过投资的徐女士，现在她回国也做了GP，角色转化为GP，请她介绍一下公司和背景。
　　
　　徐瑞芬：大家好，我叫徐瑞芬，我主要在PE、房地产全球方面的投资，主要在美国之外市场的投资。泓域资本是我们去年新成立的一家GP，将来也会拓展成为一个资本管理平台，除了做PE之外，我们也会做房地产。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谢谢。
　　
　　主持人廖梓君：我也顺带介绍一下，我来自中发君盛投资管理公司，早晨大家参会的时候第一位演讲嘉宾是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李子彬先生，他谈到了一个协会从06年创立之初就希望设立一个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寻找合作的GP管理团队，从52家里边非常荣幸我们深圳君盛投资和获得中小企业协会合作。去年中发君盛正式注册成立，我们下面就会开始对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进行募集工作。这是我的基本情况。
　　
　　今天我获邀担任LP在中国发展论坛的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就中国LP在中国的发展，他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问题和在座嘉宾进行互动交流。
　　
　　大家知道在中国GP和LP的概念是从06年股市全流通了以后面临的新话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GP刚刚蓬勃升起，LP更是新兴的产业。如何能够在未来下一个经济转型向自主知识产权，向拥有自主品牌和低碳绿色的经济转型过程里边，如何能够引导成千上万亿的民间资本和大机构的资金，经过股权投资的投资工具向我们产业转移，支持中国在新一轮经济中，一大批企业里边把资金引导到新兴产业里边去。这也是参与者和市场很多主体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LP发展、培育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经验可以直接向海外已经走在我们前面的LP学习。我今天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座的三位嘉宾，因为你们都是对GP和LP市场非常熟悉的专业人士，你们认为像中国这样新兴股权投资市场起来，LP和GP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或者说投资者的投资文化如何建立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直接能够有序地把这些实业界的资金通过股权投资再引到企业里边，推动企业上市，进入资本市场。
　　
　　这个问题首先请马锡的植总，您先给一点建言。
　　
　　植伟超：首先先谢谢廖总给我这个机会。刚才你提到的一大重点就是风险跟私募基金在整个经济发展上面提供重大的作用。就是把所需的资金引导到一个需要资金的这些企业家手上，把他们的企业做大做强，为经济发展做一个贡献。我觉得这是理念上大家都非常认同的一点。
　　
　　至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GP跟LP两个互动关系应该怎么样去培养。我们跟这个同业讨论下来，觉得在中国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是十分迅速的。因为廖总刚才提到的背景，中国整个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整个发展过来的道路其实还不算很长。但是这个发展非常的迅速。这是国外很少看过的，压缩非常大的周期，非常压缩的。所以这个发展起来，首先应该认清这一点。
　　
　　第二，以我们的经验跟许多GP，作为LP投入这些资金和GP互相交流起来，我们觉得很多都是互相信任、互相沟通的一些过程。我们也见过一些基金他们也不大习惯跟LP多做沟通，通常就是按所需，很正规的。这样是基本要求。但是当中如果能够跟LP多联系，多理解LP。因为有些海外的LP在全世界都可能有一些投资。对于宏观层面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作为GP可以认清各个LP带给你除了金融方面，钱方面以外比较宝贵的看法和意见，GP也可以接纳。投资的时候整个风险管理、力度等等都可以把握的很好。
　　
　　整个GP角度来说，像淡马锡作为LP投一些基金，其实也是配合我们对整个中国或任何一个新兴市场的大势判断和投资战略。我们寻找的基金是符合我们这个战略需求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投的这些基金像是战略伙伴一样，经常交流信息，互相把合作的机会最大化。我们是以这样的理念，作为一个LP和GP去交流和沟通。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变成了，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够促成整个私募基金也好、风险基金也好，整个生态环境持续、健康、长远地发展。因为淡马锡也是一个长远的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也长远的看好。所以更加地着力于使整个投资环境，大家都非常希望例行合作，把“蛋糕”做大，为中国经济发展也作出一番贡献。是这样的理念。
　　
　　Christopher  L.DAVIS：我想这边希望能够问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在VC的圈子，包括在PE这个圈子。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会被描述成为一个GP和LP的关系。如果我们问出这个问题之后，思考一下我们这种关系结构之所以在美国浮现，是因为当时采取措施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找到很好的方式来补偿我们的基金经理，更好的促使这些基金经理，将他们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进行契合。所以一旦有成果的话，基金经理和投资者都能够分享一杯羹。这种关系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来更好的与LP的结构进行整合。我所说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结构推动LP和GP之间的合作。
　　
　　第二，GP和LP需要思考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投资人的权益以及基金经理的权益。其实有可能是有所不同的，而且这两者的权益跟股东的权益也是不同的，去管理VC的话，要想有效的管理VC的话，意味着基金经理必须要有不同的技能，而且这些技能的应用必须要比企业的管理人员更加的灵活。同时基金经理，包括对投资人资金的管理也会考虑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宏观层面的问题考量很重要。
　　
　　所以对GP和LP的关系结构来说，或者说互动来说，必须要有很好的方式来去很好的阐述以上两个问题。包括有高效的补偿机制和饱尝机制，以及更好的责任和技能的分配，投资人和基金经理权责分配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考虑中国的实际环境，我想也要思考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将优惠什么样的激励结构的要求来去将中国背景下的基金经理与中国投资人的利益整合起来，有可能问题的答案与美国和西欧的结构有所相似和不谋之和。
　　
　　我们需要问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有些问题是中国投资人关切的，为什么他们想去介入？有什么样的问题必须要让基金经理主导？我们就这些基本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因为这些基本性的问题就是想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且如何更好的就西方模式进行微调，从而把他搬到中国背景下来之后，能够更适合中国本地的情况。
　　
　　徐瑞芬：我首先从欧美的GP和LP的有限合伙企业做比较。美国有限合伙企业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中国刚刚开始。中国创投投资和PE投资基本上是以公司制存在，对LP和GP的角色定位不清晰。有很多希望的是参与到管理团队里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很难保持GP和LP之间非常良性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途径，因为中国的LP，像刚刚廖总讲的是发展的阶段，而且是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也许是国外LP可以跟中国的LP在同一个LP的角色上，可以帮助中国的LP更好的向国外的LP学习，或者国外的LP可以更好的和中国的LP互动或者相互沟通，可以帮助中国的LP成长成专业投资的LP。
　　
　　另外，现在有很多人民币，其实这是从专业化投资的角色，更好的充当LP的角色出发。这里边会有很多方面可以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推动。从GP的角度来讲，举个例子世界上做过很多年的GP，他们和LP之间的交流是不间断的，对中国的GP来讲可能缺乏这方面及时的沟通、信息的披露和每个季度的报告，或者报告的完整性是不是采用了专业的审计之类的。
　　
　　这方面我觉得双方都有待提高，像国外或者已经成熟国内的GP和LP学习。大概是这样的。谢谢。
　　
　　主持人廖梓君：谢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GP，因为GP现在中国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社保基金，未来还有保险公司里边等待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直投比例放开了以后，商业保险公司也是一个很重要LP的集群。第二类就是政府的引导基金，还有一类类似温州，比较富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把他实业界沉淀下来的财富向股权市场转移。
　　
　　在这里边我们分别发现针对三个不同LP的集群，各自发展成为专业的LP还有几道槛要过。现在我想和在座几位嘉宾交流的，我们台下也有很多来自长三角地区，上海、温州地区LP潜在的投资者。通过我以前的交往，我就发现这些投资者有两个特征，第一个马上就问你，你投的项目什么时候有回报，“赚快钱”的心理很重。第二个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上一场论坛谈到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因为现在做股权投资的人大部分都是60年代、70年代的年轻人，他觉得我把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一代，你们把我亏掉了怎么办。
　　
　　一个是不信任的情节，还有赚快钱的心理本能的需求。我们在中国GP和LP，大家一起牵手，共同发展的过程里边有什么样好的投资心态或者说理念能够向这些民间资本的潜在LP，给他们一个建言，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股权投资是一个长期获得福利增长的投资特征。刚才植总讲到做一个长期、理性的投资。这一块上我想请问一下植总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市场化这一块LP的投资者如果少走弯路，既要把自己的钱放给这些专业的LP，又能够信任他们，同时对他们还不能提出赚快钱，要干预管理的要求？谢谢。
　　
　　植伟超：廖总问这个问题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刚才他提到的是一个赚钱理念的问题。因为我个人作为一个国外的LP，外资的LP，我们所投的这些基金还很少跟廖总提到的那三组类型的LP接触。所以也很难发表什么专业的意见。
　　
　　但是从我们直投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像民企老板，他们做事的想法、风格、理念都可能和国外的投资者有一点差距。但是实话说也不一定说有对跟错的问题，只是说理念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物以类聚吧，可能有一些基金他们就是用赚快钱的方式去投，尤其是做Pre—IPO的私募投资，也可能包括周期性选择的问题。碰到这样的问题中国本土的LP也觉得符合我赚钱的理念，我就去投这样的基金，口味不同，各取所需。其实很多基金都有不同的差异化，我觉得不同的投资者可以寻找不同的基金来都。
　　
　　因为实话说这些民企老板他们其实赚钱的方式也无可厚非，只要能赚钱存在就是道理。所以这些LP也可以选择那些适合他们风格的GP。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如果这些本土的LP选择的这些基金事先已经说明了他们是做长线投资的，你还把钱投进去，可能你和其它LP以后冲突的机会就很大。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本来就不应该结婚，谈恋爱的时候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为什么还要一头扎进去。
　　
　　相对同样的，你是长期投资的理念，你去投一个短线的GP，你肯定也不会开心到哪里去。因为其它的LP都是同样一类的作风。我主要想说没有说正确或不正确的风格，尤其像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这个环境也不断地改变，可能两三年后这个理念就完全归一了，也说不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重要在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跟其他类似思维的LP一起合作，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任何以后作为合作伙伴，有合资的概念。就是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也希望把大家的利益都最大化。
　　
　　所以我们投一些基金，我们也会考虑到其他的LP到底是谁。也不是说本土和外资的不同，之前我投过一些基金，我也考虑到其他基金他们可能是LP，如果是那些退休基金。你可以假设这些基金他们的投资眼光是比较长远的，跟淡马锡的投资比较像。如果这些对冲基金也招来了LP，情况就有所担心了。因为可能有些情况接下来解决不好，这些短期的对冲基金可能要求赎回，就给这些GP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这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这也不是说内资跟外资的问题，主要是风格不同的问题。
　　
　　主持人廖梓君：对，风格不同。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相比，股权投资基金有几个特征，一个就是流动性比较低，实际上风险是比较低的。所以股权投资基金有三个特征：低风险、高回报、低流动性。
　　
　　我想LP要成为一个专业的LP首先你要接受股权投资基金特有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的配比。我们要知道投资最主要的是靠什么？靠的就是每一年稳定的增长，你就能够获得一个年复一年的复利增长。即便这个回报是中等的，哪怕年复利能够是20%、30%，只要能够持续，资产就有回报。他们在选择GP的时候也要看其它的LP是不是大家都有一样长期的投资理念。
　　
　　现在在我们中国第二类LP比较集中的范畴就是政府引导基金。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都有一个情况，政府如果直接介入到生产领域，效果往往不好。在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从美国来的Christopher  L.DAVIS先生。你对政府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LP有什么建言？在美国政府的引导基金，鼓励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基金是怎么运作的？请Christopher  L.DAVIS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谢谢。
　　
　　Christopher  L.DAVIS：首先我觉得没有相对美国的模型，就是讲到政府引导的和中国之间的可比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大家要意识到。因为美国政府有很长金融操作的历史和经验，但是它的操作方式跟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到，大部分的政府投资实际上他们是从不同的机构，跟我们的金融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一般金融投资人。政府投资一般来说仅仅是出于政策的要求，比如说他们对经济发展感兴趣，他们对宏观的经济层面更加的关注。整个的投资可能会考虑到第二领域，比如说要为某个行业提供资金，或者在某一个领域提供一些资金。
　　
　　因此，当你要考虑到政府的投资，很重要的就是要理解，也就是说他们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未来发展是什么。美国它在处理政府投资人，相同基金和我们的PE联合投资上有问题，因为他们是两种不同投资风格，他们的投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联邦政府的目标是为了能够让风投尽可能的获益。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必须要强调它政策的目标，而且要跟这种财务的投资人说清楚，免得有冲突。我们看一下这些数据，把它放到中国的背景下来讲，你必须要关注到的也就是你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而且你要确保它并没有和你的财务或者其他投资人的投资目标相冲突。
　　
　　如果他的目标是为了给年轻的公司或者新公司投入资金的话，你要确保其他的投资人他也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它的目标就是为了某一个行业提供资金，其他的投资人他也要对这个领域表现出兴趣，否则的话两者的意义会有冲突。
　　
　　那么为什么会有失败？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些矛盾。投资机构和政府的引导基金目的是不一样的，这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在一开始，我觉得中国就要大幅度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主持人廖梓君：请问一下徐女士。因为中国GP成长起来的时间很短，就像我前面说的06年全流通市场来了以后，包括现在中小板和创业板逐渐推出来，完善了整个股权投资需要循环的生态环境以后。那就意味着现在国内大部分本土的PE，因为本身股权投资资金也是私募，投资人也是非上市的企业，信息不是很公开、透明，很多GP管理人没有自己的业绩。在这个时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LP说我要看到你的业绩，GP说业绩需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够出来。现在大家该怎么办？谁先在这个比较焦灼的状态下迈出第一步更重要，主动权在谁的手里边。
　　
　　徐瑞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像我们的团队，我们整个团队的整合有过超过100个案子的投资，其中60%以上已经回报过。阚总这边他的团队基本上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以前在深创投有很多投资的经验，也有很多投资回报。
　　
　　往往在中国很多你看到新的基金，新的团体其实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没有经验的。这叫做有经验的团队，但是是新的GP。所以对LP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另外一种是一个有经验GP的平台，但是里边很多投资人员有些是已经有经验，有些可能是新的团队加入到GP的平台，这也是作为另外一种方式。
　　
　　你刚才讲到先有鸡，先有蛋，这是完全新的平台，但是这个团队也是完全新，一点没有经验。我建议这样的团队可能不太适合马上做GP，一般说的GP都是以前有过自己创业的经验，或者以前有过投资的经验。这样的GP才是可以吸引LP的。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廖梓君：谢谢。徐女士刚才讲的关注GP管理团队他们过往每个重要的成员他们的投资业绩，究竟做过什么。重点是考察这个。
　　
　　下面的问题给植总。在会议给我的资料里边其中谈到了2001年中国的LP如何发展，国际LP在中国的投资策略和重点将如何演变，想请植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淡马锡作为LP和GP集合于一身，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我们也请植总介绍一下，台下的LP今后在下一个三年、五年定位自己的投资方向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
　　
　　植伟超：谢谢廖总。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也只能分享淡马锡是怎么看的，但是至于适不适用于所有LP，我看倒未必。不过有这个机会分享，非常感激。
　　
　　从淡马锡投资基金理念来说，
　　
　　首先，我们对整个投资的市场有一个判断，一个大势的判断。
　　
　　第二，也要考虑到我们本身作为全球投资者，战略的制定和把我们的资金，看整个市场的演变应该在哪个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就是看好哪些市场。再配合我们一个直投团队，对于哪些行业可能比较看好。
　　
　　我们投基金，这些基金经常都要看他们除了提供回报之外，有没有比较特殊的一些能力或网络或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本身投资团队所无法复制或无法做到的。就变成了一种互补性的看法。
　　
　　就是说不同的LP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一个LP没有自己的投资团队，而是希望通过私募基金来做投资的话，可能就少了这一层的考虑。但是淡马锡因为有自己的投资团队，所以我们也非常注重互补性和配合我们的大势判断。是这样的思维流程。
　　
　　2010年对我们来说，跟2009年、2008年也没分别。从我们的思维角度来说还是同样的思维。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市场，因为环境改变的非常快，很多都取决于宏观的环境、政策环境，再加上大家都理解最近整个世界金融格局的巨变，还有往前看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廖总刚才问的问题，2010年的确有它的特殊性。
　　
　　我们做私募基金投资是从一个长期角度看，有时候经济最坏的时候反而是投资最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估价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稳健的去投，因为我们觉得最快的情况已经过去。尽管在探底，但是也不会说有雷曼兄弟倒闭可怕的那种环境。因此我们觉得最坏的环境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继续恢复稳健的投资步伐。
　　
　　当然在中国市场里边我们也非常关注整个人民币基金发展的趋势。座谈跟同业讨论下来，我就更加的体会跟理解到人民币基金增长的非常惊人，比我们在报章上的看到的头条增长的更快、更广、更深。因为很多人民币基金的成立不在头条上，看到黑石、凯雷比较大的GP，但是很多人民币基金都在设立。
　　
　　政策环境的改变我们也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希望整个投资环境都是持续，大家都是理性合作，共同把这个市场做大。大家都是共赢的思维。所以有时候我们投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可能考虑要设一个人民币的基金，就是美金和人民币基金共存。
　　
　　我们表态也是非常支持，如果这个GP能力很强，很专业，这个投资理念非常特殊。我觉得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这是GP他们事业的发展，他们的商务发展的确需要这样的方向。我们作为LP也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持，也非常希望跟他们共同建设一个机制，而这个机制能够平衡到他们业务的需求，也能够考虑到人民币LP的需要。但是也顾及到美金投资者、外资投资者的顾虑，能够把各方的要求跟观点取得一个平衡。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支持这些GP往这方面发展。
　　
　　我们不觉得一定一方赢，一方输的游戏，主要是作为整个投资环境怎么促成一个平衡，大家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生态环境。这对我们的长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廖梓君：谢谢植总。下一个问题又给回了Christopher  L.DAVIS先生。大概就在三年以前，大家熟知这些着名股权投资基金案例，包括大家现在都用的腾讯QQ、阿里巴巴、携程、新浪、雅虎，他们当时统统都是由两头在外的资金集资的，我们投资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经过了很多年，突然发现这些企业在中国成长，业务在中国，消费者为他们的利润增长在做着贡献，但是这些公司的成长国内的这些民众也好、投资者也好并没有分享到，反而倒是海外的这些机构投资者分享了。
　　
　　现在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国内的LP也慢慢开始起来。在09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整个国际LP收缩的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和一些海外同行交流，都能够感觉到08年到09年上半年收缩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另外一个非常喜人的状况出现就是09年中国人民币基金募集的情况第一次超越了外币的美元基金。现在金融风暴各个经济实体尤其是美国和中国都已经走出来了金融风暴的阴霾。
　　
　　我想问一下在后面中国面临着巨大产业机会的情况下，海外的这些LP他们对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态势，想请Christopher  L.DAVIS先生介绍一下。
　　
　　Christopher  L.DAVIS：这边我首先想说的就是人民币基金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国内的GP和LP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其实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而且这个问题在很久以来都存在，也就是基金经理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地方，决定将资金放到中国市场并且要去吸引海外投资的一些基金经理他们都在纽约或者伦敦这些城市作出决定的。他们决定的基础和中国的情况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现象是非常不健康的。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发展非常强劲国内私人资金市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从海外的LP角度，或者从海外基金经理角度来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一点必须要被考虑进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有越多的经理人和越多组织越好的市场，我们就越能够让投资者找到很好的GP，并且能够帮助投资者理解这些不同的交易流程，以及简化这些流程，并且削减这些交易流程的成本。
　　
　　所有这些好的现象出现的前提就是私人资本市场不断地壮大。所以首先我认为，国内市场的投资策略以及GP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的态势也是很好的。也就是说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关于在哪里投资，你在本地作出，而不是在海外很远的地方作出。
　　
　　第二个因素将会进一步的简化投资决策，不管是内资货币外资。
　　
　　主持人廖梓君：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已经到了组委会给我们的时间。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我们和台下有一个互动交流，看大家有问题向我们台上，包括我本人提问，我们下面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时间。谢谢各位。
　　
　　现场提问：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植先生。以外国LP来看中国的GP，以目前来看我感觉到中国的GP发展的很短，每一个人的经验，在中国国内的经验不是太长，或者有些是海归派，可能有20年的国外创投经验，但是国外创投经验不见得能适应在中国的市场里边，我不晓得比重和权衡，看国外经验和国内经验不知道怎么权衡，想请教这个问题，谢谢。
　　
　　植伟超：感谢你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牵扯到淡马锡怎么去评估一个中国的基金要投还是不投。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在做投资之前从大势的方向先看，我们看好哪一个行业，大势判断，再加上我们对自己的投资战略而定。
　　
　　基金是配合我们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这是前提。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细节，看一个基金经理，包括看它的经验和以前做过的判断，哪怕这个基金或者另外一个基金做的时候，判断怎么样，成绩怎么样。就算是成绩不好，是不是他的错。这些我们都会考虑到。
　　
　　你刚才提到的是本土跟国外的经验。我们所投的许多基金其实在中国的基金都是注重他们在中国本土的经验。但是要提到中国本土做私募基金的经验，因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还不长，真正要说到这个也长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是海归派，他们带回来的是做投资的专业、专注，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海外私募基金的发展经过了比较长的周期，所以形成的思维、理念，包括这些特点，这也是我们乐于见到、乐于合作的。
　　
　　我想再简单总结一下，海外的经验有一些不是很重要，有些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国内的经验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投中国，我比较倾向于投中国的一些基金，而不是投一些海外，全亚洲的基金有一部分是放到中国去的，这个他们的专注性不是那么强。这是个人的看法。谢谢。
　　
　　主持人廖梓君：其实中国的LP和GP走到一个大家互相信任、共同发展的路，我个人感觉LP还要有两堂课要补。第一个就是对股权投资特殊的金融工具本身有的投资风险收益比的特征你要有一个认识。第二个要相信股权投资真的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和自己做原来自己熟悉的实业是不一样的。
　　
　　作为GP有两堂课要补，第一肯定是在专业上面系统的分析怎么对一个企业估值来评估。还有一个专业课要补，因为GP管的钱都是第三方，别人的钱，不是你自己的钱。管别人的钱这里边就有很重要的委托、信托关系在。信托关系在就要求你有很强的契约精神，大家按照约定，说好的事情来做。所以我觉得GP要补的两堂课。
　　
　　其实我们中国投资界的人士会发现我们不缺勤奋，真的是非常勤奋，我们也很聪明，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快。但是我们缺乏什么东西呢？当利益出现了一定摇摆的时候，你如何坚守对投资者的承诺，也就是契约精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组委会已经举了两次牌给我了，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请到三位嘉宾一起同台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LP市场发展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三位。
　　
　　主持人：谢谢几位嘉宾精彩演讲。下一场专题讨论是FOF管理和运作，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这场专题讨论主席是君师投资创始人彭师贞。
　　
　　彭师贞：各位嘉宾你们好。早上大家谈到基金之外，也谈到母基金的市场，有未来潜力的盼望。
　　
　　我们今天比较荣幸的请了五家公司，他们在这方面不只是先辈，他们对这方面的管理非常有经验。我先照会单上面排列的方式先介绍。因为是这样的，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是中国人，我想在问问题的时候我用英文的方式去问，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用中文的方式问回来，我们还是有朋自远方来，英文还是比较共通的语言。
　　
　　第一个是Stefan  HERZOG，Stefan  HERZOG自己是FOF的创始人。下一位是Eric.I.CHAN，他是摩根资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家对摩根资产管理公司非常熟悉，我不需要帮你们介绍。另外一个大家早上也听过，磐石基金的黄永忠先生，在下午我们也需要他，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第四个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中文讲的很好，就是孔翔飞先生，他是璞玉投资董事总经理。最后一位是李怀杰先生，他是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人之一。
　　
　　今天既然谈到母基金的运作形式。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跟我们这些嘉宾问六个问题，主要针对母基金操作的基本认识，我会请他们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根据中国母基金的问题做一些探讨。手上有五到六个问题。第三，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基本上讨论，不管你是国内或者国外，到底做母基金的时候，现在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开使用英文了。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六个问题，我希望我们的专家可以任何时候进行评论。这些问题首先要讨论的是我们的母基金的基本层面，我们有什么样类型的母基金，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种多层的资本市场？第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巧才能来操作母基金。
　　
　　Stefan  HERZOG：首先来讲一下我的公司好不好？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来自SOPEP，他是年轻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基本上是由两个比较大的母基金，德国的母基金VCM和CAM合并之后形成的。后来又被德国银行所收购，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月之后我们会有新的股东，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细节。
　　
　　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所经营的业务，我们管理70亿美金的资产，主要是股权投资，在德国一些机构或者PE投资人来进行操作。就像Eric.I.CHAN他们的公司一样，我们在全球都有部署，并且有不同投资的战略，而且它跨越了不同阶段。在亚洲比起我边上的这些绅士们来讲我们的规模会比较小。上一家公司也是在80年代的时候开始在日本和台湾进行投资，后来慢慢转到东南亚、台湾地区。
　　
　　作为母基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维护起来比较简单，而且我们的投资人他可以知道资产的分类，并且可以非常有效的运用这样有限的基金，并且有非常好的投资组合。
　　
　　在我们的案子当中这些资产都是很重要的，在德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机构投资人。我们看到欧洲的母基金，可能每到四五年之内就有很多的母基金出现。当然也会有一些政府指导性的基金，母基金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式，它能够展示市场的透明度。可能跟公众市场相比它效率比较高，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些专家的目标就是找到最好市场上的基金管理人。
　　
　　当然对于其它资产分类来说找到基金管理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来管理这么多的资产。你可以看一下好的基金管理人和不好的基金管理人所带来的利益相差是很大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不同的梯队展示不同基金经理人的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PE领域跟一般公共领域的股票市场相比，我们的PE回报更加大。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在某些关键的公司或者是一些关键的核心能力。VC行业80年代、90年代的整合，你可以看到80%都是来自于我们行业本身的贡献，还有20%来自于市场本身。我觉得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某些公司或者我们的D梯队的投资公司，你来分析欧洲的数据或者美国的数据，可能不到10%市场上的经理人，他们会在自己选的基金当中，有两个基金当中有一个是母基金。至少都是在第一梯队的。所以是非常明显的。
　　
　　母基金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功能，最为重要的，他应该是超越了一个基金本身，而且对于基金经理人来说，这个市场在中国市场当中可能还没有出现。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特别是在VC领域，就会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基金，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并且可以自己权利投资人。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母基金来讲非常难，因为你必须辨识到这样的公司和获得这样的公司。你必须要花时间建立这样的关系，并且作为一个有价值投资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才能够进入到这些基金当中。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关键的作用，由我们的母基金来发挥的。谢谢。
　　
　　Eric.I.CHAN：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FOF这个行业，或者自己投资、保险公司投资和退休基金投资有什么不一样，以不一样显示出FOF的特性。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在FOF里头我们有很多老板，因为我们有很多投资者在我们的基金里头。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个老板还是有两个老板。
　　
　　第二个，FOF老板和我们的关系是经过合约的形式来管理，或者以合约的形式很明显的写出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然后可以怎么收费，可以怎么分红。在自己的公司里边你跟你的老板是上属和下属的关系，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第三，FOF的工作人员很多时候拥有这个公司或者在经济上得到很大部分的利益上。所以他们工作的年期可能比较长，在自己投资的保险公司或者退休基金公司里边他可能会调到别的部门去。在长短时间之中，在我们这个行业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经验累积可不可以继续用在投资上。把你调到人事部，以前学的东西就没有用了。
　　
　　所以，在我们FOF其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经验是比较长期的。在很多方面的确有不一样。以国外FOF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中国运作，我个人看法就是每个地区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做法，有的东西可以借鉴。本国的FOF有一些条件和运作方面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黄永忠：我讲两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入行以来想的蛮多的问题，为什么用FOF。很大的原因是在国外很多养老金没有资源，投资的部门有一部分外包出去给FOF来做。所以人员不够，他们可能投几十亿美金的钱，一个团队管两三个人，其中大量的工作做不了。FOF等于是这个工作的外包形式。
　　
　　这个模式慢慢演变，我们比较专业的FOF开始做一些比较有技术性的产品，使得回报相对好一些，承担的风险也更大。如果看整个市场FOF的分布，他们的来源都不太一样，美国很多的FOF都是从顾问公司转型过来的，因为美国大多数的基金都是在美国本土。欧洲有点像亚洲的市场，国家的语言也不一样，用FOF的可能性更多是从投资背景出身的。
　　
　　中国的情况，我觉得跟美国走的路比较像。有些公司是为大的养老金也好、保险银行也好做一些顾问服务的工作出身。中国很多投资主体还是以个人、社保，跟当地的地方引导基金为主。将来会怎么演变，现在还很难讲。因为各种原因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也有可能出现做得比较成功的，自己本身发展起来壮大的FOF。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蛮难判断的。
　　
　　彭师贞：是这样的，你要是从母基金在国外的历史来看，他从1970年开始到真正成长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但是中国最近母基金突然之间出现了很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大家不懂。今天你们谈的这一点，听起来从大家如何管理母基金的能力上面，我们稍微要探讨一下。
　　
　　我想要知道的是以中国的情况来看的话，假如我是一个要投资母基金的人，回报率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它？
　　
　　孔翔飞：同样情况，在国外的话标准是母基金，现在说的更多的是组合基金的方法。平均下来比最好的直投差一些，但是比比较差的直投好很多。我想关键的目的在国内用这个方法投资应该是专业化程度不够的问题。去投基金的方法和做法，毕竟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不多。所以大型投资人可能想用这些专业人才来做这些工作。这应该是最核心的目的了。
　　
　　彭师贞：像磐石基金也是一样，在中国做FOF。
　　
　　李怀杰：我想说两点，一个叫开源，另外一个叫节流。开源的话就是通过你交给FOF做专业化的管理，你可以提高你的所谓投资回报率。因为本身对这个专业，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通过FOF可以选择、接触、投资那些最电极风险投资机构。可能大家往往说某某又拿了多少回报，但是自己没有这么做。就说明每个投资机构之间还是有能力差异的。
　　
　　本身投资领域也是比较小范围的领域，本身FOF有多年的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的认知度，能够拿着这些投资人的钱，投到产生最高效益的地方。算下来去比投一个行业平均私募股权收益率还会高一点。这就是所谓的开源，通过选择那些最好的基金获得超额的回报。
　　
　　另外一个节流，他可以叫停你投资的运行成本。这个大家一开始不一定能够接受，如果你自己投，你需要雇人吧，雇一个人可能还不够。这里有一个转换的成本，原来的人走了，你还得招一些新的人，这些人是不是要培训。这里边潜在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通过专业化FOF的投资就可以规避这样的风险。因为相对FOF团队比较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你付出了外在成本，但是你却节流了很多的内在成本。
　　
　　彭师贞：黄永忠你有没有可以加的这一块。
　　
　　黄永忠：我觉得这是成本外化的过程。尤其像亚洲这个市场，因为我们不只做中国，我们做亚洲，地域非常广泛，投资成本是蛮大的。我们有很多同事每年花很大力量飞三到四次到亚洲来，但是亚洲确实很累，比如你去印度至少花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时候才能把GP健全，飞机又不准点。沟通成本很高。在中国、印度基本上18个月到24个这个基金就回来了。当时投了很多公司，也有很多公司出来，当中的人事也有很多变化。
　　
　　在中国情况很难讲，因为很多大型的保险银行，大资金的机构他们有不少内部人事都想去做这样投资的业务。用FOF，主要的原因还是想要用到FOF本身的专业能力。这个专业能力也会随着这些GP的发展成熟会有一点演变。可能一开始更多注重在投基金的选择上面做一些分析跟跟踪的工作。就像我们现在在FOF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05年以前整个亚洲可能只有两家FOF，05年以后全亚洲排号大概有三四十家。
　　
　　我们也要做更多深入的工作，比如说找一些相对比较有信心的基金来衡量，做一些直接投资等等。我估计在中国的情况也会往这个方向演变，而且会更快。
　　
　　孔翔飞：我们大部分客户是自己投基金勉强可以，有的是可以，有的时候还不完全会。或者感觉自己资源够多，但是黄总刚才提到共同投资的机会，怎么利用这种机会把回报做得更高，就需要和GP合作很密切。一个是距离比较近，需要很随时的沟通能力和对这个市场和他们的案子有更深入的了解。
　　
　　假如把这些，共同投资更多的，省的管理费和利益分成送进去，事实上组合基金可以把自己多的那层费用省掉。完全看他的投资多少，和做得成不成功。我们算出来假如能把5%—10%共同投资投的成功，基本上会省下很大一部分费用。
　　
　　彭师贞：今天早上有好多人谈到母基金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对母基金的未来很有盼望。有人谈到要募集大概100亿人民币的母基金，在十年之内长成1000亿。嘉宾跟我们谈一下到底管理母基金是不是真的很困难。如果大家能够在中国一下募100亿做母基金，十年之内长成1000亿。中国很多创业家对母基金的市场也很有创业的精神。所以他们比较勇敢向前，从你们这些前辈来讲稍微谈一下到底管理母基金真正的技巧在哪里？难度在哪里？还有哪些母基金管理好的话应该具备的条件？
　　
　　Eric.I.CHAN：这样讲吧，如果你看全世界的母基金，最大的大概就是200亿美元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差不多那个数字，200、190、180美元这样子。你把头十家加起来的话就差不多这个市场的七八成。
　　
　　这个行业的确你要把它变大的确可以达到，但是在任何市场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有母基金刚刚开始比较小，慢慢的去投资，有一些表现，过了一段年份之后更加多的投资者相信你，愿意给钱给你。有一个很高增长的时间。
　　
　　每个市场，包括中国母基金的市场可能也有几个大的。通常有几个大的之后你再想变成最大的几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比较大的基金的确有能力请许多人帮他们做事情，你再涨上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问题在这里，投资越成功的基金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快。
　　
　　所以中国母基金行业也是刚刚开始吧。这个市场的确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使得自己的成功机会增加？我相信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
　　
　　所有大型的母基金都是他们曾经在一些机构里头，保险基金也好、退休基金也好，他们本身就在做这种投资，做十年左右吧，才出去募钱，人家才愿意给钱让他管理。慢慢的变成有更加多的投资者给钱他们，让他们变得很大。
　　
　　在中国可能跟那个情况差不多，中国的母公司也是有一些经验再出来募集一些资金，再去投。所以这个行业是很奇怪的，你先拿到钱投，还是先有表现，再去拿多一点钱。开始的时候第一步不管你用哪种方式开始的，帮银行做事情也好，帮顾问公司做事情也好，或者帮退休基金，国家退休机构去做也好。你过了一段时间，几年之后有所表现了，你公司跟你一起做的话比较可行一点。
　　
　　Stefan  HERZOG：这边我也想做一个评论，也就是说从我们自己这边的经验。当然如果这个市场很快的去发展的话，我会感到有一定的恐惧感。确实要花一些时间，同时也慢慢从欧洲和美国那边学到经验，从而发展中国行业的专业知识。
　　
　　如果你去看看德国的情况，大概他们是在80年代开始的母基金发展。同时德国的母基金花了20年的时间达到这样的水平，也就是在这样的水平下确实有一个成型母基金的行业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们起步阶段的话，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合伙人，我以前的合伙人都是来自于直投业的，他们其实在自己摸爬滚打中也不断地积累经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也就是在直投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
　　
　　我们现在很成功，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拓展到母基金领域，从而实现更好的绩效。如果大家之前有另外领域的经验，能够更好的理解不同的利益方他们的关系和问题的话，你有可能能够更好的判断是否你能够找到合适的途径。
　　
　　当然我将会看看获得本地母基金的一些顾问，包括我自己国家的母基金他们的观点，然后进行对比，看看是否能够理解中国本地母基金的文化。基于这个文化的理解看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创造双赢的局面。中国这一块投资者的心态与我们西方国家的心态还是有一定不同的，在中国的话尤其如此。所以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去整合两国之间的心态，从而找到一个双赢的模型。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大的错误了，否则的话我将会有一种恐惧感。
　　
　　坦白地说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国市场做的投资也是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组合规模比较大。正如我左边的这位绅士，当然他的中国市场组合还要大。如果我们有太多的资金流入中国的行业，但是没有专业的顾问和知识技能的话，这个市场就会搅乱，搅乱之后所有的利益方都会遭受损失，包括理财的顾问也会遭受损失。
　　
　　我非常建议和强调必须寻求资深专业人士的观点，倾听他们的立场。
　　
　　黄永忠：1000亿人民币是20亿美元。中国情况不一样，马上就有很大的资金量去管理。我们想想问题两个方面，第一资金来源是什么，第二你可以投哪些基金能够带来回报。要不然整个资产泡沫逐渐从股市转到房地产，再转到FOF。这是非常危险的概念。
　　
　　现在的社保是全中国的LP，它管理的基金大概6000亿人民币。你说我们做一个FOF，全中国养老基金等等加在一起达到20%的话，我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请苏州这位同仁介绍一下他们的创业历史。
　　
　　李怀杰：我想1000亿还是陈院长远大的理想。他的说法是从100亿开始起步，谈谈个人的感觉100亿也不容易。FOF的钱也是由各个投资人投的，中国目前有没有这么成熟投资人的氛围。大家可以想想哪些投资人，哪些投资人本身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是被说的感兴趣的。这些钱加在一起，再加上你获取成功的概率，大家朝着这个理想去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一步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可能会恭喜他做得很好。这当中的难度还是蛮大的。
　　
　　孔翔飞：组合基金另外一个分别我们还没谈到是利益的机制。一个FOF管理人也会花很多钱在他自己基金里边去，再一个就是和国家，一般国内外的养老基金或者其它投资机构都不太一样的事情。假如能产生利益一致的体系，应该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也是组合基金的成功因素之一了。
　　
　　彭师贞：中国这几年GP是慢慢增长的，从你们的投资策略来看的话，你们在中国的策略怎么看。我想请各位稍微谈一下。
　　
　　Stefan  HERZOG：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在这里讨论到的都是过往的记录，也就是在中国的过往记录。但是中国的过往记录非常有限。中国有可能在过去十年有一定的努力，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现在这个产业75%的参与者都会找到过往的业绩，包括我们的母基金，有可能在十年或者十二年之后才能够慢慢开始了解。
　　
　　在中国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其实还没有关注到过往记录的信息。现在在中国，对于我们的策略它的基础就是去公司配备有合理的判断力和经验的人，并且有很好工作动力的人。基于这一点的话，我想再讲的深一点，毫无疑问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有兴趣的投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是如此，90年代也是如此，我们采用一个通用的策略，同时我们在中国的初始阶段也看到，这些基金会得到方方面面，包括生物技术、风能以及消费品，这些当然在高效市场有应用。我们需要的队员是在过往大公司的记录也是很好的。
　　
　　另外是市场发展初始阶段能够很好的理解相关投资者他们的动机。毫无疑问在中国，当然有很多的机会，同时有很大的资金流量，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是我们首要的目标，我们需要寻求那些真正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的人，这样自然而然会来了。同时我们对于母基金来说的话，我们也有一定的考量。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对于母基金的投资你必须要有一种动力能够致力于行业的领导者，这将是LP以及像我们这样的投资机构关注的，选择不同的投资人进行合作。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你可以去开展任何方面的业务，也包括PE。仅仅就是说把这样的基金越滚越大。当然也会增加一些管理费。所以你可以变得规模非常大，唯一的就是管理费成为你做这件事情的动力。这样对LP来说是不一定的。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我们除了桌面上谈的之外，还有背后的动因是什么。
　　
　　Eric.I.CHAN：如果你是LP，或者你是一个FOF不要受影响太多。第一不管在哪个市场，中国也好，中国PE市场也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如果你看到一个基金投一个案例很好，第二个也很好，第三个也很好，就投到第三个，结果你亏掉了。当然这些GP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个人的能力都很强。所以他可以在各个领域中都不去选，选择我们这个领域。
　　
　　当然有的时候赚钱也是一个大环境配合，或者当时市场竞争不大。所以他买东西比较便宜，第一个基金用了三年投，再过三年第二个基金去投已经六年了。这个市场这么好，第三个基金第七年的时候去投，你要看大环境会不会使得这个基金继续做好。除了大环境之外也有其它因素。
　　
　　不要让一些因素影响你投不投的决定。
　　
　　彭师贞：最后一个问题，像你们这么大的基金，你们怎么投资到中国来？
　　
　　黄永忠：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之下，底线怎么设比较合适。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其实GP行业已经相对于其它行业已经比较干净了。大多数都是职业经济管理人出身的，他们受的教育往往都是比较规范的。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危机。我们磐石有一个UMPR，联合国发布了关于投资方面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标准，我们是最早一家在全球签约的FOF之一。现在大多数领先的私募基金都是UMPR的签约人。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概念，在投资GP的时候把这方面的道德标准推广给我们的GP。所以每家签约的GP我们都跟他们交流，是不是把这个作为标准。
　　
　　至于人民币基金这一块，很多投资人是从各个不同的行业看到这个挣钱来做的。我想如果投人民币的话更加谨慎一些，因为人员背景比较复杂。我们可能在这上面多花一点精力多甄别一下。
　　
　　Eric.I.CHAN：JP.摩根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只是其中做FOF的部门。整个集团用了JP.摩根，所以他们对这个名字的保护和重视是非常高的。我们有太多人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了，我尽量不想碰他们，我们尽量做到很规范，我们也有很多内部的律师。其实做金融行业只要你有长线的看法，你对这个前景有信心的话，你做规范的事情已经够你很多年的生意了。我们尽量不去碰一些不规范的事情。
　　
　　彭师贞：李怀杰能不能谈一下以你们来说也许这个问题。
　　
　　李怀杰：这是几方共同出力的结果，第二个是整个行业自律的形式。以行业的形式给大家一种无形的压力，更规范的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使得个人想做坏事也不敢做坏事。
　　
　　另外从大家每个投资人在做具体投资，大家更关注的是人而不是其它的东西。因为从做这个的过程中就能够渐渐规避灰色的领域或者潜在的风险。你在每个投资项目，或者上面投资你的时候做好这样的监管。从这两个方面综合来讲会更好一点。
　　
　　彭师贞：我们只剩下大概10分钟的时间，看看与会参与的人有没有对这些嘉宾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刚才各位谈到做母基金，最重要就是管理母基金人才的经验。以中国来看，其实你看真正在中国做母基金的人员是跳来跳去的。你们对人才的培养，怎么去接承，稍微谈一下。
　　
　　孔翔飞：我们应该算有两种人，最简单的就是看团队，看团队经验的能力，要有一个固定的背景才能做。我们看中国现在的市场状况，最关键的看，我们在考核基金的时候会大部分时间看他们所投企业的发展。对于下面案子判断能力是最关键的，这种人才一般来讲要么是有投资银行背景或者有直投背景，或者有管理咨询背景。一个组合基金的团队应该有各方面的人才，又可以覆盖到下面公司的判断，还有看人看得准的判断，还有其它金融方面的一些背景也是管用的。
　　
　　所以我们是这样想的，各种背景都需要。
　　
　　Eric.I.CHAN：我鼓励一下在中国做母基金的人才。因为在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事业之中都需要去达到一些经验，或者在过程中不断思考、了解。所以你一两年换一个地方，去适应新的老板或者新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只要你的工作环境可以使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工资低一点没关系，你四五年之后有经验的话，自然你的身价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会鼓励做这行的人，你找一个你可以待的久的环境去做这一行。
　　
　　现场提问：我用英文来问，因为大部分的发言嘉宾都用英文发言。我们知道FOF可能有很多的VC、PE基金，都已经开始当做FOF，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投资了，并且进行联合投资或者找到联合投资中国项目的机会。在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否比较模糊？
　　
　　Stefan  HERZOG：对的，要看投资人的想法。在过去我们开始做直投，我们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而且有不同的人才。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有几百，上千个人为你工作。当然有必要要建立这样一个团队，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就好象在很多美国的地方或者欧洲，对于母基金来说一些大的基金他们也开始做直投了。这确实是事实，而且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利益。他们本身已经不再做母基金了。
　　
　　一般来说我并不是说联合基金不好或联合投资不好。也就是说你团队的人他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很好的判断，找到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获得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一种投资组合。当然如果你想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在自己的组合当中进行投资。不仅仅是说我们母基金的基金经理或者直投的经理人，你必须要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就是持续都要作出这样的决定。谢谢。
　　
　　彭师贞：有没有其它的意见。
　　
　　李怀杰：我打个比方，这样理解起来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中国VC/PE行业相对来说发展比较迅猛。有一个VC/PE觉得柬埔寨是很好的市场，但是可能对柬埔寨怎么样做投资他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他想抓住这个市场。他很好的策略就是我输出资金跟我一部分管理经验，和柬埔寨当地比较有潜质的或者比较好的经验合作。从柬埔寨的角度来说就变成一个出资体，但是更多的精力花在国内当地直接股权投资。柬埔寨那边出资金，大家有一些形式上的合作，可能有一些好的项目可以做一些投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解释了你的疑惑。
　　
　　彭师贞：我们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因为已经四点了。我们代表主办单位谢谢五位嘉宾，有的人从德国飞来，有的人从香港，有的人从苏州过来。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意见。
　　
　　植伟超：谢谢各位，谢谢彭总，谢谢以上嘉宾给我们带来精彩演讲。接下来我们休息20分钟。
　　
　　（茶歇中）
　　
　　主持人：各位嘉宾，我们下一场专题讨论马上就开始了，请大家就坐。谢谢大家配合。
　　
　　今天下午我们专题的C场是LP在中国投资策略与实务。我们这场专场主席是智基创投总裁暨管理合作人陈友忠。
　　
　　陈友忠：大家好，我叫陈友忠。今天是第一次由风险投资研究院举办这样以LP为主轴的论坛。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听到很多有关LP，有关人民币基金，有关09年的状况，2010年的展望。我们下一场可能还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在进一步探讨一下整个LP在中国的投资策略跟实务。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各位同意可能这样安排，我们有四个与谈人，加上我一个人，我这边有两三个问题，跟在座的与谈人交流，大概20分钟。留至少15分钟时间跟各位有双向的交流。
　　
　　下面我想介绍我们这组的与谈人，第一个是重庆市科委技术委员会的科主任周旭主任。第二位是摩根凯瑞副总裁王屏。第三位是Axiom  Asia董事总经理吴志文。第四位是从新加坡过来的Vikram  RAJU。
　　
　　我想谈到LP的运作，谈到更广义创业投资的发展，政府的角色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里边。我们早上也听到了很多国内整个LP群体发展不是太满足的地方，就是LP的来源有限，资金的提供各方面可能都还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地方。
　　
　　在这里我想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每个地方大概都有各地政府成立的引导基金，在LP供应不太充足的情况下扮演了非常重要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在这个观点上面我想周主任应该是最有发言权，尤其重庆这几年有很好的发展。今年我们谈到保8，重庆可能都有13%的成长，整个西部的发展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想请周主任有六七分钟谈谈政府的观点，尤其重庆这边的经验，怎么推动创投，尤其在引导基金、科技发展这方面的做法。
　　
　　周旭：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推荐我们在创投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在政府供职25年，主要是在科技管理岗位上，也先后在研究所和开发区工作过。在这个会场上谈论风险投资，也是这两年重庆政府对科技方面给了比较多的风险投资方面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关注到这一块。我想今天我更多的是来学习、了解国内外在风险投资方面大家的一些经验、做法。因为对于年轻的重庆来讲，在风险投资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是前景是非常好的。
　　
　　重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年轻共和国的直辖市，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地区按照中央的地位是要取得增长级的作用。金融这一块是不可或缺很重要的部分。这几年我们金融方面有比较大的发展，去年我们在金融板块上GDP约占到了10%，西部地区在金融方面的优势逐渐的凸显。
　　
　　为什么对于科技部门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政府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我们每年都有不少的科技项目，但是不能够很好的转化。另一方面确实我们在成果的推广过程中，确实资金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但是我们这一块是一个短版，这方面我们需要政府出手。所以去年做了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拿出了10个亿由科技部门做引导基金，来开展风险投资。
　　
　　我们现在应该说在这方面不仅给很多的基金公司接触，有的基金公司已经有合作，而且我们作为政府我们从科技部门，我们所掌握的项目、信息，对这些基金公司的业务开展也起到了很好的支撑和辅助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虽然可能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我想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经验和做法可以在接下来一些方面再具体交流、分享。谢谢。
　　
　　陈友忠：谢谢周主任。上个月我到重庆跑了一下，中国建设几个地方的金融中心，大家比较关心的可能是浦东、天津和北京。但是我想重庆是在建立另外一种形态的金融中心，可能在世界格局上，大家看得到的这些伦敦、香港、新加坡、纽约都是比较海岸的都市，但是还有一个得到叫芝加哥，那是一个内陆型的金融中心。重庆大概建设是这样的考虑。所以在未来西部发展上重庆是很好的桥头堡。
　　
　　接下来请王屏介绍一下情况。
　　
　　王屏：大家好，我是摩根凯瑞的王屏。摩根凯瑞是一个资金管理公司，我们是比较年轻的，是2004年刚刚成立的。现在管理的资产大概在100亿美金左右，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投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各个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之类的国家。
　　
　　我们在亚洲地区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基本上都在中国地区。我们投资的范围不但包括传统的私募基金、VC/PE，包括对冲基金、房地产、债券之类的东西都会投资。所以我们是投资范围比较广的基金，我们的模式是根据一些大学基金演变过来的。大学基金一般管理很多校友捐出来的钱，每年拿出一部分钱给学校做运作的经费，长期也给学校增加很多的资产，比如说美国最大的哈佛、耶鲁都有这样的资金。我们的投资人包括很多美国富有的个人，包括一些明星，电影运动员都会在我们中间投资。
　　
　　我们在亚洲成立办公室刚刚两年，所以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基金。我们在国内投资了大概六七个私募基金和六七个对冲基金。所以还是刚刚起步，也是来学习的。
　　
　　陈友忠：谢谢王屏。我想做创投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其中有一种来源大家感觉蛮有意思的，就是自己创过业，自己搞过运营。你坐桌子这一边的时候，对面创投这边的朋友他们走过的路程事先都有一些感觉，交流和增值服务上都比较好。LP你在考虑的时候怎么挑好的GP投，我想王屏算是一个新起之秀，他比较了解GP的群体是怎么运作的。这里边我想对LP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入门。
　　
　　再来是吴志文。
　　
　　吴志文：谢谢。我们比摩根凯瑞年轻的公司，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是专门投资亚洲私募基金的基金。我们目前是管理两个基金，一个是2006年开始启动的4亿4千万美金的基金，第二个是2009年开始启动的9亿5千万美元的基金。我们主要的成员都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服务过。现在还有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都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中国这边的业务，主要投资一些创业投资基金VC还有PE。谢谢。
　　
　　陈友忠：过去三四年因为中国，尤其是整个亚洲投资机会的崛起，带出了不少的FOF。还有是从新加坡过来的Vikram  RAJU。
　　
　　Vikram  RAJU：谢谢您。其实我这边不太会说中文，所以我说中文。当然我们是在08年的时候创立的基金，我们总部在新加坡。新兴市场主要在亚洲，25%的资金关注到中国，另外25%关注印度，还有中亚的共和国，我们也会考虑拉美的新兴市场、俄罗斯以及中东欧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背景，我们尽管是比较崭新的机构，但是我们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摄入新兴的公司。
　　
　　陈友忠：谢谢您。今天早上王院长有一个报告2009年算是这几年来第一次内资创投的募资跟投资第一次超过外资。前几年很多退出，很多超高额的回报都是外资创投的朋友享受，外资创投每年贡献大概70%中国的投资额。但是2009是完全相反的程度。但是看数据，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那样的现象解释成未来。我个人认为2009年是很特殊的，一方面外资的LP有一点暂时停止了投资的动作，GP这边投资的行为稍微慢下来。
　　
　　同一个时间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深圳创业板超过100倍PE的影响，所以本土LP的投资，本土GP基金的投资都选的非常活跃。
　　
　　所以我认为09年的数据，本土募资跟投资超过外资，这个时间点也是好的时间点，或许各位可以谈一下你们怎么开始布局2010年。如果跟2009年比较的话，是比较正常的投资，还是比较保守？因为从不同LP的观点会有不同的考虑？从王屏这边稍微谈一下。
　　
　　王屏：大概从我们摩根凯瑞的角度谈一下过去09年到2010年的一些思路。从2008年全球经济开始萧条之后，由于我们的基金是一个多产品的基金，相当大部分在对冲基金当中，受到影响相当大。当初我们在2008年曾经达到120亿美金资产管理总额。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曾经一度掉到80—90亿美金的范围，有很多赎回发生了。这个时候就是大家所说的分母效应发生了，因为资产管理分布的时候决定百分之多少投在私募。比如说10块钱当中2块钱都投在私募里边，股票市场原来8块一下子成为4块的时候，比例就完全失调了。
　　
　　这部分私募投资的速度就会放慢，需要把整个平衡点找回来，再找到4：1的比例。由于对未来的股票市场不是特别清晰，在私募股权这方面就相对来说步伐减慢。但是我们在那时候并没有说我们不投资任何PE的项目，原因是因为我们的LP和我们签的协议是长期的协议。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从法律上来说不会停止投资或者撤资了。当然实际操作的其他下，真的为他们要钱，他们可能手上比较紧。我们也理解，操作方面我们会减慢步伐。最近大家最好不要太多的来投资，步伐放慢，我们也经过同样的时间。
　　
　　但是这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都在渡假了，或者在办公室里非常惊慌，我们是不断地和我们GP沟通，看看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在国内内需方面，国家四万亿投资，各方面的拉动对很多产业，比如说高速列车、农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投资过的基金不断地找到新的项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时间去观察，坐下来和我们的GP慢慢了解，和我们合伙人谈谈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怎么样。今年大家知道中国股票市场反弹非常快，包括在美国，虽然大家对未来还是不清晰，但是流动性已经回到了系统里边，我们的平衡已经恢复了。中国第三个季度开始又像以前一样正常开始投资了。从2010年开始，我们觉得我们的速度也不会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快，而加快我们的投资步伐，也不会特别谨慎，我们会选择长期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知道投资一个基金，是10+2的结构，是十年的投资周期，我们不会为未来两年发展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我们长期投资策略。往往我们觉得很多人惊慌的时候，大家不做投资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投资机会。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长期投资者，看好中国的未来。
　　
　　吴志文：我们是比较单纯一点私募基金的FOF。在过去一年半以来我们的策略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们也只可以投资私募基金。我们的策略一直以来都帮我们投资人把他们的资金，我们是募资周期，大部分基金募资周期当中我们给他们最好的基金。亚洲大概过去五六年来的话，看起来募资的周期大概在两年半到三年半之间，我们一直用这个方法投资。
　　
　　过去2009年的时候，投资速度大部分的基金认为2008下半年开始其实投资速度放缓了很多。应该说资金原来你可能会预计2009年回来，2010年才回来，或是2009年初，结果是2009的年底才回来。我们在2008年底跟2009年初做了挺多这类型的投资，所以我们的投资也没有特别放缓。
　　
　　其实有蛮多基金在2009年底在这几个月完成募集，看起来2010年应该投资速度会比2009年快。所以我们的投资到最后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投资。
　　
　　Vikram  RAJU：谢谢您。我们对中国的PE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发现中国的PE对我们都有吸引力。中国政府刺激政策来说的话，其实所有这些政策都不会太大影响我们在中国宏观的决策，我们更多体现是微观的决策。我们所感兴趣的GP是否能够募集足够的基金，是否我们能够保持与他们的合作。也有很多的GP我们并不愿意将资金投给他们，所以我们会观望，当募集资金回来之后再回去接触市场这些非常有吸引力的参与者。所以这是长期的工作，而中国的PE市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市场。
　　
　　你再看看中国的西部，例如重庆市，重庆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在那边无论是就职、就业或者创新和整个行业的整合，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的收益。这就是我们投资人所寻找的。
　　
　　陈友忠：2009年是世界经济历史上很重要的年度。我记得2008年9月金融危机到的时候我在PPT里边有一张投影片，其中有一个比较这个寒冬会有多久，对2008年这个寒冬有多久，我是打了一个问号。那时候还在怀疑到底是三年还是比三年更长。
　　
　　但是事实上整个这样一路走过来，尤其中国的环境不到两年投资寒冬就过去了。2010年绝对的，重新出手都不会输于08年的高度。
　　
　　今天听了这么多专家的谈话，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一直在重复就是人民币基金。人民币基金的事情尤其对外资创投，不管是LP还是GP，有一点点生死交关，尤其对境外LP的朋友甚至会感觉有些恐慌。
　　
　　针对这个问题，也想听听三位在座境外投资者的观点，就是怎么看人民币基金的兴起，尤其您所投的一个GP，又拿钱设一个海外的美元基金，这边又转过身弄一个人民币基金，这里边有一些潜在冲突，我想请三位针对这个观点稍微表达一下。在这三个朋友谈论之后，周主任再谈一下从政府的观点，科技工作的观点，这里边对一个中国的创业项目，从境外寻求到纳斯达克，香港上市，然后拿人民币的投资到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这里边有不同的感觉，重庆进一步从政府科技发展投资的措施上面，可以再多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请三位先谈一下人民币的问题。还是王屏来吧。
　　
　　王屏：我认为人民币的崛起是必然的，这里是中国。所以用人民币投资中国的企业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早几年没有发展？当然了早几年的时候人民币投资是非常蓬勃的。人民币投资和中国的政策，资本市场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创业板开放了，中小板也开始开放了，有大批的公司都能够上市，享受的市盈率是香港和纳斯达克的好几倍，创业板是100—200倍的PE值。
　　
　　人民币的崛起是由于政策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开放导致的。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像国外的资本市场那么健全，还在发展过程中。首先需要证监会来批，现在你要上市，至少等一年半，中小板的排队还是挺长时间。所以对很多公司的退出还是有风险的，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但在国外相对来说流动性就相当好，是一个登记的过程，只要你符合上市的标准，哪怕你是不盈利的，你都能够到香港，到纽交所去上市。锁定期一般来说对大股东是6个月。我的观点长远来看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到一定的时候会有一些沉淀下来，特别好的人民币基金会慢慢扩大发展。人民币基金也会同样出现一个洗牌的过程。
　　
　　作为美元基金，我们目前只管美元基金，不管人民币基金。我们对GP开始融人民币基金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从资本市场上来看是需要支持的。我觉得只要把游戏规则定好了之后，如何在利益冲突上面做很好的铺垫。大家知道在投美元项目和投人民币项目当中有什么区别？有很清晰的规则的情况下，再加上和这些投资人的不断沟通，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短时间内可能大家一下子感觉到同样一个项目用人民币投还是美元投是一个竞争，但是我觉得长期是互补的。他们在投资方面还不是同一个战场在做战争。我觉得长远会不会有竞争？肯定会有。因为美元基金和美元基金有竞争，人民币基金和人民币基金也有竞争。
　　
　　吴志文：最主要定清楚游戏规则。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有投了一些美元基金，他们自己也再融这些人民币基金。也融了很大的数目。另外很大的问题这些基金他们在投资方面可以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会一直想有一些项目可能是很明确的，这是一些海外投资人不可以投资的领域，很简单这就是人民币基金应该投的。可是有一些项目其实是海外投资人也可以投的，只是速度方面，拿的是政府的批文会比较久，我们基金经理人可能会选择用人民币做投资。这个情况下就出了利益的冲突了。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我们投资经理人商讨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写得很清楚，投资项目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可是有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基金经理人，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达到很大的空间。我们还在积极地研究这个事情。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想问陈友忠，你觉得人民币基金在投资的策略方面跟一般美金的基金会不会有不一样？一般人民币基金投资年期稍微比美金基金短，会不会有这个创业板可以让他很快的退出？
　　
　　陈友忠：吴志文变成主持人了，把问题推给我。我想人民币的基金跟美元基金有非常的不同。这里边有很多可以比较的，美元基金来讲大概是“10+2”，海外的项目像纳斯达克上市基本上公司没赚钱都可以上市。你可以投比较早期的项目，三两年的努力公司可以上市。
　　
　　但是国内的人民币基金，尤其是比较本土的人民币基金都是五六年的效期，不会那么长，不会等很多年。效期比较短的情形，再加上国内的退出，中小板比较连续的获利。现在到目前为止在创业板上的项目好像只有五家是少于五年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好几年运营的。
　　
　　所以这里边对投资者来讲，如果是人民币的基金就会很担心投下去这个公司再等三四年获利，这个基金早就已经过期了。整个人民币的投资会往后挪，因为在国内退不出来。
　　
　　Vikram  RAJU：我觉得刚才你们讲的非常好，讲到利益冲突。美元的基金，再看一下人民币基金。看一下我们如何进行退出，到现在为止我们怎么做的。我们讲两个，第一个就是趋势，有很好逻辑的基础，国内的资本会支持本土的退出。但是我觉得北京的美金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都有国际退出的机会。除了估值之外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不仅仅在本土上市，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市。
　　
　　所以两个系统有不同的发展。一个是短期的现象，还有一个可能让两个系统能够同时长期共存。
　　
　　周旭：今年是新世纪的又一个十年，有很多值得期许的。不仅是我们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西部地区的发展，像重庆确实有很多的机遇和机会。我们马上开人代会最后的数据已经出来了，GDP的增长是14.5%，保持了比较高速度的增长。
　　
　　也简单地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在风险投资方面，政府在运作方面主要的模式和方法。大家知道2005年11月份的时候，十个国家部委出台了《关于允许政府出资引导基金的管理办法》。我们也是依据这个《办法》在08年政府筹了十个亿。我们筹的十个亿，不是说政府要来具体运作项目，我们是通过风险共担的方式，引导一些专业的基金参与到我们的项目当中去。政府最多可以出资20%，实际上我们具体操作也是这样的，就是20%由政府出，80%由这些基金公司出。项目60%放到重庆，我们政府不参与项目直接的管理，我们通过基金公司主要是引导基金公司，主要是从投资进度，投资的效率这方面做一个宏观的把握。就是政府拿这个钱不是简单的为了多少回报。甚至我们还做了一个承诺，如果这些基金公司在重庆发展得很好，我们可以把应分的红利留下来继续的投资或者给合资者。这一点我们政府还是做得比较开明的。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一年多，我们接触了很多的基金公司，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好的基金公司。目前我们已经谈成的是七支，正在接触的大概是6支。
　　
　　因为政府做这种规划还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尽快的形成一定的规模，有的基金一开始设立就是不低于5亿—10亿。因为去年正好遇到了金融危机，资金募集上就做了调整上，发现这样的话很多基金在募集资本的时候就有困难。我们逐渐的在后面就比较务实，比如三个亿，两个亿，现在我们也在支持。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金公司封闭以后，现在项目的情况在重庆，我认为重庆还是有很多好项目可以选择的。所以很多基金公司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重庆本地选择项目，也把以前曾经合作过的项目引进来。这也是我们政府所期盼的。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我们现在七支基金来了以后大概形成了35个亿的规模，我们政府也放出了7个亿。当然有的还在募集期，政府实际投入三个多亿已经出去了。这个项目我们感觉到总体上来讲基金公司还是比较慎重的，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成长性比较好的项目。但从政府这个角度，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能够关注到前端的，类似于天使基金关注初创时期的项目。当然这个可能给一些合作基金公司有冲突，我们政府出资一家公司，就是重庆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我们最近成立了天使基金，我们筹了一个亿关注初创的项目。
　　
　　问题是，逐渐的随着国家的政策和我们所做的工作来看，我感觉到想来合作的基金公司还是比较多的，国内、国外都有。但是确实还是对西部不太了解，对重庆不太了解，更多了解我们以后才有实质性的合作。我们的想法就是最后十个亿下去，如果20%我们能够放大到几个亿，甚至能够到100个亿。可能这个过程我们会控制这样的进度，因为基金公司来了以后他们确实项目当中也有一个过程。
　　
　　但是应该说跟我们合作的公司，不仅在选择项目上政府有很多的资讯提供给他们、项目提供给他们，我觉得也得到了国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合作的七支基金当中最近发改委选了两个基金，每个基金给了5000万支持。可能也是考虑到西部需要这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们对跟基金公司合作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科委具体运作这十个亿的基金，我们的观念就是政府引导，政府出资引导，但是是市场运作。我们更多的是让基金公司去操作，我们有一个管理公司，但是我们只是把资金出到位了以后提出我们的要求，由基金公司自己独立的选择项目，另外风险共担。
　　
　　我们也希望有的资金就是要分担风险，就是让更多基金公司投入，把项目做出来。今后这方面我们还在探索，因为作为政府来讲，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工作。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觉得有信心，应该说通道还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司可以走境外，也可以到创业板市场上市。所以说我们当然更多的是鼓励更多的企业，因为我们要求主要还是在科技类选择项目，希望能够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最近我们风险投资公司有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投了2000万给一家制药企业，已经成功上市了，在28家创投企业当中是首批上市。给我们的固定回报相信也是比较丰厚的，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推更多企业做上市工作。
　　
　　我们不反对，也希望有一些公司，有条件也可以在境外上市，政府也是支持的。我们也有一些鼓励企业上市的政策，至于说政府使用资金上，人民币基金也好，还是美元基金也好，我们政府没有太多的限制。当然感觉到实际上我们在谈的七家中有美元基金，他们在获得批准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比较长一些。有关法律上的程序是需要过的，我们也欢迎。在座很多是做GP的，我们也愿意在这方面跟你们合作。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有一部分资金是需要去引导的。谢谢。
　　
　　陈友忠：谢谢周主任的介绍。可能跟陈院长谈谈下次的论坛可以到重庆举办，我们一起到重庆作客。
　　
　　现在时间不多，大概十分钟出头。我们就留下来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意见跟台上的专家一起探讨的。
　　
　　现场提问：我来自江苏，我们那个公司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这个问题我想请问周主任，重庆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重庆市又采用了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困难的？谢谢。
　　
　　周旭：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观念问题。作为西部的政府还是差钱的，但是我们过去也呼吁了很长时间，长达十年。在92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是一直没有做大。这里边跟观念有关。但是为什么在去年我们得到了十个亿，也是逼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不设立这样基金的话，不仅是我们成果转化率一直很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会丧失机遇。因为我们没有资本的助推很多的机会都会丧失。
　　
　　政府一旦决心下了，钱还是有的，我觉得主要还是观念上的问题。另一个说到谁来操作这个事情，我们政府在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因为政府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有几个部门，也有金融办，也有科委，为什么重庆把这个事情放到科委？因为这个基金用起来还是高新技术企业。大家有所了解重庆的话都知道重庆是金融是非常活跃的，小额贷款都已经发展到50家，打黑当中很重要的指向就是放水的公司，就讲民间的资本得不到正常的引导，有的也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是需要投资的，也有很多的机会。所以说资本市场的建立在重庆政府来讲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创投是我们的一个短版，或者在金融当中是非常短的短版。所以市政府拿出这十个亿，争取做几级放大，起码做一级放大也是10个亿规模。再加上政府每年5—10个亿科技方面的投入，我们也能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技型企业，也能够推荐一批上市的科技型企业。我觉得这方面政府应该做，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企业成长。
　　
　　我觉得政府有这样的共识。刚才陈先生说了，如果我们在举办这样类似会议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实地到重庆看看，去了解一下。今天时间关系，我还来了两位同事，他们实际上是具体做这个工作的。因为我是政府部门，但具体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公司，这两家公司都是比较优秀的，也有专业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未来可能西部地区当中重庆在创投方面是非常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寻求发展的。谢谢。
　　
　　陈友忠：谢谢周主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也谢谢在座的三位专家和周主任这么好的意见分享。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