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瓷杯，盛满了岁月的故事，封存着时代的记忆。近日，在大东区总工会举办的机关职工藏品展览中，年过五旬的刘智利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个瓷杯——它虽不名贵，却包含了一个老工会人30多年的工会情结。“那个年代，这样的瓷杯子几乎家家都有，但我这个是"俱乐部活动积极分子"的奖杯，可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他自豪地为记者讲述了当年获得奖杯的过程。

　　消失的职业：

　　电影串片员

　　1978年，下乡回城参加工作的刘智利刚满20岁，被分配到大东区工人俱乐部。“我那时的岗位是电影放映串片员。”刘智利说，那个年代，一部电影由一套拷贝组成，每本拷贝只能放映10-15分钟。当时，通常多家俱乐部、文化宫、电影院共用一套拷贝，串开时间分别放映，一本拷贝放完了撤下来，串片员赶紧送到下一家继续放。他的工作就是负责送电影拷贝。

　　“这可是个"抢时间"的活儿。”刘智利说，那时，大东区工人俱乐部与邻近的另外两家电影院组成一个小组，共用一套电影拷贝。每家都有串片员，轮流送片，风雨无阻。“那时候，看电影的人真不少，最多一天要放映6场电影，每场都能有1000多名观众，串片员几乎全天都要不停送片。如果我在路上耽搁了，拷贝送晚了，电影院的大银幕上就会打出"串片未到"的字幕，上千名观众电影看了一半儿，只好坐在剧场里等。”同组的两家影院大约相隔两三公里远，但要保证每次都在10分钟内抵达，并不是件易事。“不论三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也不论刮风下雨，都得骑着自行车猛蹬。”刘智利回忆，有时，车链子断了，或者车胎扎了，来不及修，他干脆就把车锁在路边抱着拷贝跑着送去;有时，赶上过火车封路，后半段路程就要加倍快骑把时间抢回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大雪足有一尺厚，走路都困难，我硬是骑着自行车按时把片子送到了同组影院。”他说，到了影院把片子递给放映员，自己已经大汗淋淋地瘫坐在椅子上，脱下棉袄，里层已经被汗水完全浸湿，呼呼冒着热气。

　　“如今，电影拷贝的质量和数量都提高了，数字电影越来越多，各家电影院不需要串片了，串片员的工作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刘智利感慨地说。

　　难寻的踪迹：

　　区工人俱乐部

　　6年送片中的风雨无阻，刘智利送出的片子不计其数，自己却几乎没看过一场完整的电影。因为工作认真，没出现过一次送片晚点的情况，他在1980年被区总工会评为“大东区工人俱乐部活动积极分子”，并奖励了一个印有该字样的瓷杯。

　　淡青色的陶瓷杯身，海蓝色的塑料盖子，杯口有一圈金线，杯身微鼓，一面印着获奖说明，另一面则绘着仙女图案。刘智利抚摸着珍藏了35年依然光亮如新的杯子说：“那个年代单位发个瓷杯是常事儿，但我这个可不是谁都能得的。”当时，大东区工人俱乐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区内的职工，能被授予“俱乐部活动积极分子”的，多是企业一线工人，且大都四、五十岁，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工会工作者获奖，还是头一份。

　　说起曾经红火一时的大东区工人俱乐部，刘智利至今依然十分自豪。当时，俱乐部服务一线职工，除了放映电影，还开设了文化补习班、兴趣学习班等多个项目，区内职工都能免费参加。除此之外，俱乐部当时还是中捷、矿山等大厂矿工人技协的活动阵地。“由于职工活动开展得好，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东区工人俱乐部还被全总授予过锦旗。”刘智利回忆。

　　如今，俱乐部的原址盖起了5层的大东区总工会办公楼，为全区职工提供全方位的帮扶服务。刘智利也跟着搬到了新办公楼里工作，他在当年获奖的瓷杯，35年来从未舍得使用，一直珍藏至今。

来源：华夏收藏网-藏趣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