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艺术家访谈的嘉宾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青年油画家刘商英老师，在访谈里刘商英老师畅谈了绘画的心路历程，分享了他对于绘画真实而细微的感受。也对当今绘画界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犀利的观点，没有客套没有虚言，很多问题都是直抒心意，让我们深切感受了画家真挚热忱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艺术与人生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一、人生和画画的点点滴滴

　　艺术中国：你从美院附中到最后在美院留校任教，应该说一路较为顺畅，这中间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刘商英：我原本也总是想着怎样把事情分开做，因为我有一些附中的同学去做当代的艺术作品，有一同学就对我说你还弄学院这些陈腐的东西，呆着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他说的对，学院是挺陈腐的。但那会儿毕竟刚上完学，关于艺术领域的很多东西都是学院里给的一种单线信息，很多东西互相之间是打通不了的，所以我们的认识局限很大，画画这事就变得特别的保守，那时候是04年、05年，挺困惑沮丧的，不知道自己画什么。有些自己心里面想的事情比如把这包起来参加展览，一旦要去做，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然后就是生活发生的变化，结婚、生孩子，最后还得落到自己性格上来，反正我已经留校了，我也不可能说辞职。而且我又看到学校里面的一些人，就想人家不也是在学校嘛，也奋斗的挺好的。

　　当然我也感受到一种学术上面的压力，你上面这些人都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如果我要是不努力的话，担心自己接不上。所以这几年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心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人与家庭、自己跟自己都全部囊括了，摘也摘不清楚，但这时候你千万别乱，慢慢地你只要把事情给定下来，就会好了。

　　我自己走到目前这一步，油画系老师、包括我的导师他们也尊重我的意见，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画人物、写实等方面，这些似乎是油画系的正根儿，我觉得他们这样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国外的画都是五花八门的，样式已经翻新很多了，不像80年代、90年代了，包括现在像川美、浙美都已经另辟蹊径了。但你会发现，他们画画的心很急躁。所以我在这呆着，传统方面学术包袱还是挺重的，但事情都有两面性，重的同时传承是有必要的。

　　在教育学里边，比如有川美的学生到我们这来，他们说那边怎样画都行，很自由没有人管了。但我们这边主要还是肖像、人体，学生画的也挺好的。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不在于你是不是在样式上有多少变化问题，关键还是一个对艺术的态度问题，首先你得自己了解自己，这样才能了解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对位在哪里，这需要一个过程。然后你制定一个目标，往前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待了。因为你如果管别人怎样看你，你就会发现自己背上都是责任，而这些责任是为谁活呢？生活上，你可以为父母、为妻子、为孩子，你有一个社会准则，可以抑制自己的个性。但是艺术领域，如果你还是在为这个负责，为那个负责，尤其我是学院里面的身份，你在学院里面，你就得有一个传承问题，所以想来想去，这事还得自己走，不能管别人。

　　艺术中国：你在画画中也会经常遇到困难吧？支持你继续做下来的动力是什么？是一种信念还是一种乐趣或是责任？

　　刘商英：乐趣、信念肯定有，责任没有。我觉得是性格，也有习惯，离开了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归属感。因为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去报社呆过，去公司呆过，工作一年换了很多地方。不能说是不适应，但是很难受，我觉得我怎么能这么生活呢，而我也不知道该怎样生活，当时很苦恼，最后选择了考研。

　　考上研究生后第二年，我弟弟在美国车祸去世，我人生第一次经历离我最近的人的生死问题，不是长辈，是我弟弟，这事对我人生的心态状态影响是很大的。这时候我从一个天天傻玩的只有理想很单纯的一个大男孩的状态开始去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艺术中国：我觉得你在西藏写生的时候，状态上是一个很大的爆发，是什么激发了这种状态？

　　刘商英：这是一个积累吧，我现在在想画画这事你有没有把他当成一件事，这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肯定要把他当回事，但是做的时候又不能太把它当回事。

　　你的这种感觉包括我的这个展览做完后很多人反馈也是这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展览很多，这个东西出来后还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话，大家是看的清楚的，当然我不是说我的作品多有价值。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是我是一直在憋着憋着，我也找不到方向，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生活状态也是东一下，西一下，有了孩子之后我也不适应，觉得很有负担。但是你肯定不能不管孩子，不管老婆去搞艺术，你嫌学校保守，你去辞职？这不可能的。

　　你是一个成年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去面对，这个面对其实是直接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如果通过对话你了解了自己的现状，你才有可能跟艺术、跟这个社会对接，所以这个东西是反弹回来又过去的状态。很多人是直接对外，不想自己，直接把自己跟外界去比，这样你的心态是失衡的，毕竟生活中很多事情不是按照你想的进行的。所以得去思考，去面对。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有个机会开着车去了西藏，但我没去之前我肯定也知道西藏，高原、白云····包括很多艺术家都画西藏，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在路程当中就有了，这样在恍惚之间你可能就抓住了一种很虚的感受，但你仿佛就找到了一个出口。毕竟是亲历西藏，你发现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跟西藏本身的符号没关系，那时候让你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把你从原来总是打转的困境里带出来了。

　　我到那之后状态的激发，跟我的生活、我的心态、人生轨迹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只想去那个地画，别的地儿我没有兴趣，因为我不是在画风景，我是在画自己的心态，所以我只有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我画的跟那个景相差比较大，而且画的时候加上自认条件有点像苦修的状态，而这种苦修我很享受，我觉得它能激发我。包括跟别人谈到崇高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有崇高感，这层面我没有想那么深，但是转述出来正好是我的感觉，就是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同时也是面对你自己，这是一个很虚的本源问题。我用这种方式去全身心的投入当中去做，这个过程本身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画面呈现的结果，但我很传统，还是希望画面上有突破，跟前人有不一样的。

　　艺术中国：你在画画之前的预判会有吗？最后呈现的结果跟你当初设想一样吗？

　　刘商英：预判肯定有。结果肯定不一样。不存在意在笔先，是你上去了这一笔之后，你才有意，所以是笔在意先。要是你脑子里先有一幅画面，然后再去画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复制转化。因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永远跟你画的是不一样的，你即使画了一个严格的小稿，你画这个画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画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判断，你需要有好的判断力。

　　艺术中国：你现在画画的状态是怎样的，你怎样在控制与非控制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刘商英：你每天都会面临选择，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大的选择，然后你的情绪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会有清醒与不清晰的状态，这时候如果你不是回避或者猜测的状态，而是能够直面这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些对画画都有好处。

　　人创造艺术不可能脱离传统，比如从文艺复兴直接到蔡国强这是不可能的，这中间的部分是一步一步且一环扣一环的，我觉得艺术的形式很多是不一样的，但认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做电影，《大闹天宫》里面美工是他做的，他也自己做电影，他来看我的展览，他说他很清楚我在找一种失控感，他说这个感觉跟拍电影是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电影的脚本全都准备好了，然后按部就班把它拍出来，它可能出来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这个东西刺激不了人，他在这片子里，他也想找到这种失控感。

　　这种失控感包括我追求的失控感，你必须有一定的经验，就像舒马克开赛车一样，你说他失控了吗，像正常人根本就开不了，速度那么快，但是他就在这么强有力的经验之下，为了拿第一敢于冒险，有可能失控是一瞬间的动作，但这个是由很强的经验支撑的。好东西都在一个边界，里面的东西是大家既定的，然后边界，为什么大家都在探索边界呢，人的发展使这个边界一圈圈变大，最牛逼的人不管是哪种人都在这个边界前沿，这个东西其实是通的，这个就是创造性，你肯定要去突破，而且不是说每个人突破多少，你也突破不了多少，你要是突破了很多，实际上你也是把自己架空了，其实每个人都是突破自己前进的那点就够了，而且突破了之后你会有一种很实在的感觉。

　　直面当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事情可做，不是说只有一个角度一种方式可以切入，你可以把他们都很好的联系起来，联系起来之后可能这个角度和心态正是你现在要去做的事情需要的。

　　二、艺术标准的判断

　　艺术中国：其实像西方这个当代艺术的逻辑，也有它的问题。它有它的价值标准，但太过于追求这个创新了，再加上资本力量的渗透，有时候很容易误导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刘商英：你说的这个是一种整个全球的大的艺术生态，不是由艺术家这一个链条决定的。像资本、文化输出、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非常复杂，但是我觉得对于做艺术的人来讲真正影响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封闭的状态，这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立。我跟其他外国优秀艺术家聊天中了解到，他们根本不会去关心别人怎么去看待，不管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

　　艺术中国：现在的艺术家是否焦虑学术方面，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够当代，怀疑是否落后了？

　　刘商英：我觉得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但不能就想这一个问题，如果你想这一个问题，就可能会进入到纯机会的样式中去。你肯定要想今天做的这个事情跟以往的有什么区别，比如别人都在画风景，都在画肖像，这个题材说白了就是没什么可画的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画，你画的切入点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有很多问题你需要对自己进行追问，如果你在艺术里面不求甚解，不去追问，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呆不住的。

　　艺术中国：我觉得西方艺术家，他们作品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后就一直这样走。像弗洛伊德画了一辈子，到了晚年也是那种风格。

　　刘商英：我觉得画画的艺术家目前这种状态，他们的基点还是在一个以视觉、以手艺上，就是说他们的方式是比较传统的，但是脑子并不传统，他们看待问题的很多方式看似是往回走，实际上是一种反作用力，并没有根据传统的样式走，没有跟风格走，他回归的不是这个，而是一种本源。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家思考问题还是在这个角度上思考的，然后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是符合自己的表达的，他们就去做，他们根本没有管现在的艺术流派在怎样的更新，他们也会去关注，他们的眼镜不是闭塞的，当然他们关注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人可能很关注，有人可能一般性关注，但你只要在这个时代里面活着，你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清醒的，大部分人想的不够，被外界的一些其他因素干扰。

　　三、关于艺术家的成功

　　艺术中国：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慢慢了解到很多著名艺术家并非我们原来了解的那么单纯崇高。

　　刘商英：人成功是有很多因素的，像毕加索等很多大师是很会经营自己的，像鲁本斯就是外交官，在咱们看来当官的就是官僚，但是真正牛的人这些事他们也做过。他们很智慧，且内心有一个保留地，所有现实、世俗，他也不排斥，但是他有一个别人都不会去干涉的自留地，这两个东西他是分开对待的，然后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就是借力打力，因为你越接触到权利的最上层，就是人性赤裸裸的那个东西，你接触的越多，你的生活感知、对自己的认知，对人与社会的认知，对人生存意义的认知都会更深刻，然后放到对艺术的思考里面，就参透了一些东西，画出的画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高手之间这种东西是对接的，他也会有纠结的那一面，但他可以协调这种关系。所以不是说你要做一个隐居的艺术家你就高了，其实你越是在现实的世俗里面，你经历的越多，起伏越大，你才能体悟的更深。

　　艺术中国：现在很多毕业的小孩比过去似乎现实多了，包括怎么待人接物都特别清楚。你接触过的学生，跟你那时代学生比，在观念上有什么不同吗？

　　刘商英：我觉得现实是可以的，但是做艺术的时候不可以现实。

　　原来的学生想法是特别单纯的，就是喜欢画画，所以就画了，至于以后用画画做什么，可能都没想过。现在的学生有一部分我相信也是这个想法，但很大一部分肯定不是这样想，他们学这个，可能是形势不得已，比如高考考不上去等等。所以现在有学生凭借考前突击，考上了，但是你发现他只会画考前班的那些东西，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脑子完全是空的。然后在北京已经上了这条道了，面对各种展览、市场，就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他们会想我要学什么东西才能适应市场。

　　艺术中国：现在中国年轻的艺术家似乎都想迫切的走向成功，但这个过程也是充满挫折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商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这样的成长背景，一个这样对待艺术的态度，我现在做的事我也不是说要走什么极端，非要弄出一个很花哨的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其实它是自然的。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整个的感觉，不管是悲观的或者其他，我潜意识里还是觉得它是一个舒缓的自然生长的过程。我不会说完全是搅进一个事情，然后拿出一个具体的做法，也许有一天我可能就不画这些东西了，我可能又变了，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自然生长的。我觉得包括西方大师，最牛逼的一线作品，一线大师都是这样的，在那个点上自然的碰撞出来，当然他有很多积累，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重复的。很多大师苦恼的就是他出来一个最巅峰的状态，他想再超越这个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这跟他的智力、经验没有多大关系。

　　一般成功的人，他也是凡人，但是他能把现实生活与功利分开对待。我明明可以挣100块钱，我为什么非得苦守着那10块钱呢，我明明可以吃白面，我为什么非得吃窝头呢，这个完全是正常的。

　　我觉得一方面，你去追逐名利也好，去走仕途也好，或者其他，但每个人采取的方法不一样，有的人采取的方法就等于把问题看得比较偏激，这样动作就变形了。好的状态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把它拿到了，但这个不经意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个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