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中国工笔人物画的首要问题，不是用笔、用墨，而是塑造问题。众所周知，绘画艺术的生动性，取决于平面的材料上塑造出立体的空间感和在空间中形与形的穿插关系（图案具有另一种美感——工艺性的、装饰化的）。这样作品才会有呼吸和血液，才能感染人。

　　伟大的达·芬奇认为，当一个人不具备用阴影把形象烘托出来，使人觉得可以用双手把它抓住的本领时，就无才能可言。西方绘画的伟大，在与精确地概括、安排各个形体的能力，使人感到一种呼之欲出，感到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中国传统绘画的美感则是在长时间近距离的欣赏、玩味之中获得的（壁画除外），因此视觉的冲击力远不及西洋画强烈，只要参观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欧洲绘画馆，再来看该馆收藏的中国绘画部分就不难发现这些。当然，中国的绘画多是以简约的方式追求深刻的内涵。但是科学地掌握了深入表现形体能力后的简约和缺少这种技能，而迫于无奈的简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空间塑造的问题上，“度”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安格尔、德拉克洛瓦的画比达维特要略胜一筹。德拉克洛瓦在形体的轮廓处理上极为讲究，安格尔则是一种微妙的弱对比来表现浑圆的体积，难度要更大一些。达维特在体积分寸的把握上不如前两者，彼此间的联系略显生硬，体积过于厚了一点，且有孤立之感。布格罗是处理体积的高手，不但整体调子把握的好，形与形的关系连贯而富有变化，体积柔和、独到，尤其是在景物处理方面表现的内在，浑厚而概括。绘画是一个同时要兼顾多种问题的工作，如果因体积塑造问题而搞的精疲力尽，就不能在作品意象、表现性和情感注入等方面有所思考、表现，从而丧失了作品的力度。欧洲艺术大师对形体的认真、严肃、深入的精神，“似”的精神是中国人所不具备的。只有达到了超越、达到了“似”以后，才能最好地得到放松和概括，做到“似与不似”。达不到“似”的那种“似与不似”，永远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没有妙处可言。

　　对西洋艺术的借鉴，还要始终保持东方人特有的审美习惯，涵虚、浑厚，就象宋人的花鸟册页那样，微妙中见浑厚、微妙中见质感，使人物画在提高中不失传统精神，在提高中保持民族特色。

1999年1月22日

作者：李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