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伟，1959年生于开封，祖籍安徽萧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开封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中原印社副社长、国际书法家协会理事和江苏国画院、河南画院特聘画家，现供职于书法导报社。

其书画篆刻作品曾刊发于《西泠艺丛》、《书与画》、《美术报》、《书法导报》、《荣宝斋》、《中国书画报》、《书画印》、《当代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大成》等国内外报刊，并在多地举办个人展览，出版有作品集。

严格地说，我应该尊杜大伟先生为老师，非仅为年齿计。先生长我十多岁，由同道而论，先生的艺术造诣当得我倾心向学。然而，在我与先生相识的数年间，虽因两地悬隔，相见为少，但在不多的几次见面和交流中，先生真率简朴的作风、平和温厚的性格，每使我妄言无惧、忘形尔汝，觉得如同与一位素交亲厚的兄长相对。持之太恭，反失敬爱之美。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大伟先生既是老师，也是兄长。

我今年夏天到郑州，偶然到仰韶画馆闲走，在门口看到几幅花鸟画，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酣畅直率的笔墨、大朴不雕的气度，把我一下子吸引住了。坦率地说，我很久没有在这样不经意的状态下受到如此震撼了。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又沉玩良久，最后看落款，是“大伟”两个字，心中既惊又疑，是否就是我认识的杜大伟？最终问了店家，才知道果然是他。于是，我急切地打了他的电话。这一次在他的画室，我索看了他所有可以看到的作品，大至盈丈通屏，小到尺幅扇头，一边欣赏，一边赞叹，整整盘桓了半日。临走，我说，我要写一篇关于他的花鸟画艺术的文章。

如果有人说，第一次看到大伟先生的画作而不惊怪，那我倒是要有点惊怪了。乍看先生的花鸟画，真可谓是天惊地怪，但见张扬的线条横亘于画面，构图随意，东倒西歪、丛杂扭结的枝干交织于画面，分枝布叶完全漠视传统规范，画中的禽鸟，若非喙细身肥，便是脯圆目楞，傻傻地停在枝头，很不顺眼。他的人物画，则更是兽体蛙肢、妖形鬼面、脏腑毕露、喜怒纷呈，即便不目之为怪胎，也要怀疑是《山海经》中“大荒西经”的插图了。难怪有评论者说他的画怪、难懂。评论大伟的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至于有时只能将他的作品置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模棱境地中加以揣测。诚然，对看惯雅逸恬淡、雍容华丽的审美眼光来说，大伟先生的画是严重的离经叛道，即使斥之为异类、魔道，我觉得也不必去争辩。

然而，我所为之震撼的，正是由于他作品中充沛的情感流露和丝毫没有做作之气的坦率作风。他的画，我认为既是最难读懂的也是最易理解的，既是最现代的也是最传统的。他的某些缺点，恰恰是最可贵的优点。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艺术家的真诚和执着，能够在作品中敢于这般坦诚地直诉，绝不委屈做媚俗的嘴脸和妄标新异的卖弄，在当今艺坛恐怕不会很多。

大伟先生的画之所以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传统，正是他作品的基本出发点，是牢牢抓住了中国画的灵魂——笔墨，以至于决绝专注、忘乎所以、义无返顾。

大伟先生是书法家，尤其擅长隶书，这与他画中的笔墨个性是相通的。他笔下的线条，汲取了碑学的营养，因此钝而拙、迟而涩，墨法凝而润、清而厚、纯而浓。他用笔大胆而勇于变通，因此气度宽畅、执正能化。他作品中严谨的探索态度、纯正的笔墨技巧、明确的审美取向，一目了然。他的笔墨也没有完全脱离形象而走向抽象的极端，因此虽然略显怪异，却仍然是具象的。他作画时一如作字，每将画纸铺于案头，坐在案前，发自一角，随笔而出，且画且动，顺势而下，而不是东补西添，前描后染，与其说是作画，不如说是作字。本于此，读他的画当如读字读文，看他的画不必全盘看，却要顺着他的笔慢慢走。如此，才能品出其中深意、赏到内在韵致，被他所营造的那种醇厚、清甘的笔墨意境所感动，如饮陈酿、如食橄榄。

正是由于过分专注于笔墨，使得造型被屈于次位，因此大伟先生的作品中才呈现了某些形象怪异、扭曲、夸张的现象。中国书法有笔法生结构之说，他的画则是笔墨生章法。形象的构成往往不是造型的需要，而是笔墨的必然之势。当其笔墨酣畅时，枝叶纠结；当其意态消闲时，花石舒朗。线忌于平，笔忌于板，线条的游走带动了造型的扭曲，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得不止。非刻意夸张，乃不得不变形。他的每一幅作品，就像一部严谨的记录电影、一篇真实的报告文学，笔墨清晰地记录了他作画时的情感率动，中国画高超的审美情趣和不息的生命动力，他都把握得十分准确，而且表现得自然真诚。

来源：华夏收藏网-名家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