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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老天津明信片属极其小众的收藏类别，近来却频频被文化界大腕所关注，被文保人士所重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并不晓得它?

　　明信片上有老天津的建筑、街景，有海河上的码头、桥梁，有历史的重大事件，还有老天津人的世态、民风。盖着邮戳的明信片上，消褪的墨水迹是当年居于天津的外国人写给他们远在海外的亲朋的丝丝小语。

　　每一张已经泛了黄的老天津明信片中，都有一股凌冽的风潮，满满的是刚刚被世界知晓的北方重镇独有的蓬勃。

　　看着这一张张天津老明信片，记者突然有一种感慨：生活在这方土地中的人们，你可曾真的了解天津这座城市?

　　老明信片映出城市巨变

　　明信片是西方的产物。老天津明信片到底有多么的珍贵?文化大腕冯骥才曾对此问题有过一段言简意赅的阐述。

　　冯骥才在《城市的“童年照”》一文中写：这里所说的城市的“童年照”，是指人类有了照相术之后，最早被拍照下来的城市影像。那时的相机稀缺又昂贵，照相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所以世界上所有城市的“童年照”都极其有限与珍罕。人类在1883年研制出胶卷，随后发明了第一台可以携带的相机;开始并不普及，直到1900年照相术才在欧洲传播开来。但远在东方的一座海滨城市天津却是幸运的——它早在1900年之前就有不少自己的“童年照”了!

　　这个“幸运”从何而来？

　　首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天津被迫开埠与开辟租界，外国人来到天津。1895年前后，一些执有照相机的各国传教士、商人、随军记者以及带着冒险精神的旅游者，在陌生的天津看到了迥异于他们西方的另一个世界，天津独特的地貌人文也令他们极感兴趣，他们便举起手中的相机把这些新奇的景象拍摄下来。

　　同时，天津作为刚刚建立的通商口岸，国际邮政必不可少。自从1869年明信片——这种十分便捷的通邮由奥地利开始采用，很快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通信方式。在刚刚流行起来的明信片印上刚刚诞生的照片就更加时髦;照片和明信片是当时共生共荣的两种新事物。这样，充满“异国风情”的照片——天津的“童年照”就十分自然地被印在明信片上了。

　　各种机缘巧合，造就了天津这种特殊形式的城市的“童年照”。

　　近代最早被西方强迫开埠的一些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的形象都曾出现在明信片上，其中最独特的当数天津。一是由于天津的租界多至九国，各自为政，建筑及其面貌与气质各具特质;二是近百年的天津是中西冲突的前沿，明信片鲜活又充分地映出这些历史剧变的景象。

　　回顾历史，随着天津开埠和租界的设立，邮政业务也随之产生。赵建强从手中的资料分析认为，当时天津的法、日、德等国租界都发行了大量的天津题材明信片。至清末民国初年，天津的各大照相馆等也开始发行明信片。1937年日本侵占天津后，发行的明信片就更多了。由此来看，老天津明信片的片源还是有的，能否出成果的关键在于收藏者收集的力度以及是否用心。他说：“我能把清末民初的老片从世界各地淘到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赵建强收藏有一套10枚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明信片，从当年得知消息到一一买到手，历时八年。一套20枚的天津工商学院明信片，是他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分三次才凑齐的。还有150枚一套的1939年天津水灾的明信片，他为了凑齐这一套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苦苦寻觅。这些年参加竞拍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他为了拍得一张珍贵的老天津明信片，往往要高出成倍的价钱咬牙拍下，明知赔钱了也高兴。有时一组明信片里只有一枚是天津的内容，可为了买下这一张，他就得把整个一组明信片都买下。

　　深深执迷老天津明信片十余个春秋，赵建强收藏到5000多张清末至民国时期发行的老天津明信片，相当多的资料在天津市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里都没有，填补了天津史志图像资料的空白。

　　收藏明信片意在传承文明

　　中国史学界有一句公认的话，即“近代中国看天津”。

　　赵建强认为，天津虽然是一座近代城市，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位置，是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他在多个场合、与多位史学家交流时，曾数次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

　　“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源自广东，但结束在天津;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全程发生在天津，之后，英、法、美三国在天津划分了租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后，德国和日本在天津划分了租界;1900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了天津、北京后，又有俄、奥、意、比四国在天津划分了租界。在天津，李鸿章推行了‘洋务运动’，袁世凯推行了‘北洋新政’等。”他眼中的家乡具体而生动，他感慨道：“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天津有关。”

　　在数千张清末至民国时期发行的老天津明信片中，他见识到一座城市栩栩如生的历史进程。

　　由此，他由收藏范畴跃进研究领域。

　　“我通过对每一枚明信片上的图像的细致观察、研究、考证，从而获取真实的史料。”为此，他购买了2000多册天津地方史志书籍;为了查阅有关老天津的文献资料，他不顾花甲高龄与舟车疲劳，经常往返于天津市档案馆、图书馆、社会科学院和母校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地，并就相关具体问题请教了众多的专家学者和事件当事人。

　　有些资料在介绍天津城市的一些老建筑时，对其所在位置、年代、变化等描述得比较笼统。这让学习和研究天津史志的赵建强感到十分焦虑。他说，“近代天津”刚刚过去百年就“笼统”了，这样的“史志”让后来人怎么去学习和继续研究啊?“现在我做研究天津史志这件事，就要尽量减少‘笼统’，尽最大努力做到正确严谨。”

　　要想把历史问题搞明白，就必须实地考察、走访调研。他直言：收集老天津明信片的过程，也是他学习、研究老天津卫的过程。退休后的他有了大把的时间，身体条件也允许，于是就经常揣上老明信片，带着老伴，一头扎进各个历史建筑中去，并美其名曰：“旅游研究两不耽误的晚年惬意生活”。他对老伴开玩笑说，“我去‘考察’，你就当逛街旅游了。”

　　2012年12月12日，当天最高气温零下五度。他回忆起那一天的实地考察，种种景象依旧历历在目。“我们老两口为了考察旧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周边的小洋楼，一大早就从家里往市区赶。到了广场才发现，游客都被‘冻跑’了，老伴站在街边更是冻得直跺脚”。

　　顶着呼呼的冷风，赵建强站在广场上，将明信片里的小洋楼与广场周围的六座小洋楼一一进行了细致的比对。“我迎着寒风写备案，手冻麻了就放到嘴上用热气哈哈再接着写。”他惊喜地发现周围的六座小洋楼虽然是1988年新修建的(原建筑在1976年唐山地震中毁坏)，但与老明信片上的小洋楼竟是一模一样的。“有这样的收获，我们老两口总算是没白挨冻!”

　　而为了了解原日租界政治中心建筑的情况，他更是先后四次到多伦道与鞍山道交界地段进行考察。

　　“有一次我和老伴到原法租界赤峰道走访老住户，向人家介绍自己的情况，把自己过去撰写的研究文章还有老明信片拿出来给对方看。人家一看我是老人，还揣着这么多资料，就说‘呀!老爷子真有心啊!’于是就热情地帮我寻找相关的老居民，还帮着介绍情况。”他微微笑起来，“这说明咱们天津人是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意识的。”

　　他感慨到，“实地考察有时也是很难的。有一些不了解你的住户，不信你这是业余爱好还搭钱干事，不愿理你，说难听话。可为了搞到真实的第一手材料，我还得笑脸相迎。就为这，我还到原工作单位开了一本介绍信。同事说，现在谁还用这个呀!可对我还真有用。”正因如此，他深刻意识到，服务于社会、做有意义的事，往往需要具有相当的恒心与耐力。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赵建强凭借顽强的意志将史志研究不断推进。现实中，他虽遇到不解与迷惑、阻碍与拒绝，可留存在他记忆中的更多的是帮助与支持。

来源：99艺术收藏-藏家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