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画家林祥雄，我拜读过前辈大师王朝闻和刘抗先生的文章，他们的评析精辟而中肯，不必我再叨舌。我只想讲一点突出的感受，那就是刘抗先生所说的，祥雄君的画作总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它清楚地告诉我们，艺术创作就是要有感而发；状物固然重要，其目的却在传达一种激情和抒写高尚的情怀，以与人交流共享。我以为这一点胜却许多专业画家。

　　我想着重谈一谈祥雄君作为实业家的艺术生涯，即他对生活所抱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艺术家朋友里，林祥雄算得一个奇人。他分明是一位实业家，忙忙碌碌、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新加坡北京之间，时间、效率、效益仿佛挂在眉宇间，有的画家朋友因此开玩笑称他为“老板”和“大款”。林祥雄干练洒脱的作风确乎不同于我辈，但他又用这样多看得到的时间投到艺术创作甚至国际间的艺术交流中来，这样的热心与魄力与其说是实业家要做的事，就不如说更像一位地道的画家和艺术事业家了。事实上在我看来，艺术与实业在他身上是不可分的，毋宁说艺术生涯在他更是第一位的。由此我想起蔡元培先生在他晚年说过的一句话：“我若能回到二十岁”，就一定会选择“专治我所心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蔡元培：《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原载1935年4月《大众画报》第18期）。看来这种精神趣好在祥雄君未始不是占了上风。难怪对于称他做“老板”的揶揄也就会淡淡付之一笑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腾飞了，科技实业真正在人们心目中举足轻重，社会的进步实实在在地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增长提高，实业界的人士也多不遑旁顾，而这位身兼集团总裁和基金会主席的林祥雄何以却有这等从容能够挤出这么多时间投身到艺术活动中且是乐此不疲呢？照我看，这正是和前面所说的他的生活态度，即将美和艺术放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感到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直接相关的。而且我以为恰恰因为祥雄君是实业家却将对美学和艺术的爱好与思考放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上，便是他的第一个过人之处。

　　我的这种感想，直接地是来自我们建筑业现状的刺激。我家住在北京东城王府井原中央美术学院附近，从我住的九层楼窗口向南看去，一直能看到正对面东长安街路南侧的外经贸部大楼，近处是协和医科大学典雅静谧的琉璃瓦绿屋顶，西面的王府井号称金街，东面的东单南北大街号称银街，再往西、往北走一点便是故宫和中国美术馆，地段不谓不重要，建设事业发展得也真快，特别是王府并大街和东方广场面貌变化之大令人称奇，而美中不足，却似乎正是缺了一个“美”字。当然，这可能是稍苛刻了一点的要求。甚至在建筑家圈内对投资颇巨的某建筑群也多有人咋舌：“有建筑而无艺术”。想到这些新建筑要长久地作为首都重要景观接待八方来客，真有说不出的遗憾。在我们的常识中，工艺美术和建筑设计的原则似乎经常要提到“经济、实用、美观”六个字，西方现代建筑曾经极大地突出了从功能出发的设计思想，但在后现代建筑中，装饰因素、传统因素以及总体上的对美的要求，特别是与自然、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和协调关系，就重新引起建筑家的高度重视。谁都知道，建筑物业的实现是要受制于多方的综合性工程，而在实施体制中，真正握有决策权的实业家，除了成本和实用方面的考虑，是否有在审美方面的高水准要求和把握能力，则几乎对建筑的落成前景具有决定意义。当然，美学和艺术素质在这里不仅是对实业家的考验，首先还是对工程师的考验。

　　难能可贵的是，林祥雄对艺术的爱好并不是发迹后的附庸风雅，而是几乎伴随他苦难的童年与生俱来。对祥雄君更多的了解使我们陷入对艺术与人生的严肃思考。“他曾经在牛棚和破庙里做梦都想着画画，被大海的深沉和神秘感所激动，望着一棵小草弯曲的姿势而久久出神”，当他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做一名画家的理想就重新在他面前浮现，他不但求学于新加坡艺术学院，居然敢于到巴黎一边打工一边在这艺术之都研习绘画，这种强烈的爱好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他是从人生体验出发的，父母亲和个人的悲惨遭遇时时触动着他对人民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爱，他的心胸里激荡着世界的风云，这使他经常处在思绪十分活跃的状态。他本生在南国，浪迹于热带蕉风雨林，与海天渔舟为伴，这样的生活固然是他最感亲切而乐于表现的题材，而我们从他的创作中看到的却是远为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画长城、画黄河、画黄土高原、画天地四季、古往今来，当他站在黄河壶口瀑布前，他感受到的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那激情澎湃的赤水泥浆，正是他的震憾着心灵的诗意投射。“祖国和民族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心里，不管你去到哪里。”“你在跟祖国和民族分离的日子里，才深切地感到自己不管流落到哪里，原本是跟生养你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分离倒是更紧密的一种结合。”他说美的法则和时间与距离有关，“当我漂洋过海之后才更感到祖国的存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一颗赤子之心啊。我们从这里可以找到何以他的绘画总是具有那样强烈的色彩和线条的原因了。我以为刘抗先生所指出的一点对于理解祥雄君的艺术是很重要的，他说，林祥雄有一个重要体会就是“人生如不和艺术结缘，会使岁月虚度，最终变成行尸走肉。艺术缺乏生活气息或社会意识，便会逐渐枯萎甚至衰亡，祥雄坚守这些理念，永不更易。”可以说，他的艺术正是人生体验与感喟的升华，是他灿烂人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加的成分。

　　难道审美的态度和艺术的人生对每个人都是如此重要吗？这又使我想起新文化运动中的蔡元培先生1920年12月到新加坡时在南洋华侨中学校发表的一篇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蔡公曾如此强调：在从前，美育是被包括在德育中的，而现在则要将它分列出来。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晚近人世，太把美育忽略了”的原故，“为要特别警醒社会起见，所以把美育特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四育”（《蔡元培美学文选》P.108-10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我想，此时此地，我们在这里重温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文献性讲话是有特殊纪念意义的。

　　我们知道，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曾经深刻地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如他曾在另一篇题为《美术与科学的关系》（1921）的演讲中讲到：“我们的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识，一面是感情。意志的表现是行为，属于伦理学，知识属于各科学，感情是属于美术的。我们是做人，自然行为是主体，但要行为断不能撇掉知识与感情。例如走路是一种行为，但要先探听：从哪一条路走？几时可到达目的地？探明白了，是有了走路的知识了，要是没有行路的兴会，就永不会走或走得不起劲，就不能走到目的地。”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关于关于人的心理结构知、情、意三分的影响，蔡公在这里打的一个比喻是再通俗不过、生动不过地道出了，犹如“兴会”之于走路，感情的陶冶，即美和艺术在人生中的地位便是如此重要。我们还知道，康德的批判哲学（经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最终正是完成和落脚在以美学为对象的《判断力批判》上，因此作为艺术与美学核心问题的情感就不仅成为连接科学与道德（或理论与实践）的桥樑与中介，而且实际上成为人生的动力和目的。在康德这里，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已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康德哲学开始的这种趋势，在他的后继者中，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对艺术的关注都变得更有兴味。

　　“工作就是燃烧自己的灵魂，就是艺术家对艺术的迷恋和倾心。”这是我在又一位实业家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一句名言，我从这里仿佛也又一次见到林祥雄。

1999年12月12日于北京

　　袁宝林简介：

　　袁宝林，1939年生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1954-196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60-1965年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为该院教授。现为北京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著作：《美术概论》、《比较美术教程》、《古典风油画》、《跨越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徐渭》；曾参与重点科研项目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美术大系》、《中国美术史》。

作者：袁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