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岩第二期：走向多元化的艺术实践

　　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五年，邵岩在书法艺术创作的第二个十年中，着重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探索：其一，用新方法继续进行“少字数”创作；其二，对西方绘画中的一些技巧的巧妙借用和创新，与中国汉字书法结合，发现了许多汉字结构间与结构后奇妙的抽象空间；其三，则是对一句话、诗句以及一个语法单元进行全新的创作探索，这一尝试被艺术家自己称为“多字数”创作。

　　这个时期，邵岩受刘国松、周韶华绘画的启发，而在他的“少字数”书法实践中加入水这个活动元素，并欣喜地发现作品的用笔在通过水的“冲洗”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美感前所未见，这是在第一个十年少字数创作中所没有的。二零零一年创作的《海》（图6）作品，是笔在宣纸上反复书写然后用水“冲洗”出来的。经过冲洗之后，笔锋的运动轨迹清楚地显现出来，墨色丰富，层次感强烈。强调空间秩序、章法结构是现代书法区别于传统书法的关键，因此，现代书法作品容易剑走偏锋，过于强调空间性而难以顾及书法的时间性，即书写上不可逆转的顺序。然而邵岩通过“水”这一元素的介入，实质上是把时间引入书法空间构建当中，强调其创作的一次性、瞬间性，具体在这幅作品中则表现为墨色的上下承接关系，笔触的叠加效果，甚至线条的立体感。对比起第一个十年时期的《海》（图5），这幅作品更表现出“海”的沧桑、幽深、迷幻的一面，在形式上更具抽象的美感，达到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统一。

（图6）

　　除了受中国画家刘国松、周韶华绘画的启发，对墨与水的交互效果进行“少字数”的创作以外，邵岩还有意汲取西方艺术家的创作技巧，并将其引入汉字现代书法艺术中，这些图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汉字可读性和原有结构。创作于二零零三年的“解构系列”和二零零六年的《舞门》是邵岩这种大胆尝试的代表作。“解构系列”作品似乎更趋向现代美术而稍稍远离了传统书法创作方式。邵岩借用了西方立体主义(Cubist Style)的形式技巧，尤其是挑战传统“近大远小”的角度观的分析立体主义（Analytic Cubism），使人不禁想起毕加索（Picasso）、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此系列作品中，邵岩利用这些技巧，将汉字书法的空间结构进一步抽象，分割、重组成三角形、多边形等简单几何形状。

　　《军》、《楼》（图7）两幅作品像毕加索《手风琴师》，几何结构集中到画面中心线，同时向外到画的边缘，更加松散和开放，强调被几何形切割后产生的光的效应和层次感。《梦断凤城》（图8）、《随》（图9）又如毕加索的《丹尼尔-亨利。卡恩韦勒尔》，画面的材料质感，由线结构的尖锐几何形聚成各种倾斜的、不同角度的平面来控制和支配。直线条和斜平面，都用暗示那些微妙而又强烈可见的汉字结体的位置变换。水墨的材质不同油画，因此尽管汉字结构被几何解构，但仍然能体现其如水柔软的一面，如《梦断凤城》，就像一幅秋天的荷塘，莲梗夹着枯叶，水面泛着银光，有一种繁华退过后的素雅与静穆。

（图7）

（图8）

（图9）

　　邵岩对“多字数”书法艺术的探索，在一九九五年创作的《桃花乱落红尘雨》（图10）中已经有所成就。这件作品在第六届全国中青展书法篆刻展上获得一等奖，也被邵岩视为其现代书法的代表作：“在没有出现的二零一一年年创作的作品《飞来好运》之前，十六年间这幅作品都没有被超越，每次看到它我都激动不已”。

　　“多字数”创作，最大难度在选字选句上。一要选择有诗意的内容；二要考虑字的结构和字与字的结构连接关系。《桃花乱落红尘雨》取自唐代李贺的《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诗人用桃花纷纷落下的景色，形象的说明青春将逝去，不妨纵酒狂欢，度过所剩不多的美好时光。艺术家匠心独运，创作时把笔划疏少的“如红雨”改成了“红尘雨”，以“尘”字的草体线条缠绵反复来平衡“红”和“雨”相对简单的结构。作品竖式书写为整幅作品奠定诗意的红雨飘落之境，而字字强调横向笔触、用草书挥写一气呵成，则打断了一泻而下的旋律。“花”字结构从左上至右下倾斜；“乱”字则由左下至右上平衡了“花”字的倾斜；“落”字右部紧密以留出大空间给“红”的左部和起笔处，稍作停留跳跃至“红”字起笔处，笔断而意联，蓄积力量以完成高潮部分——“红”的书写；“尘雨”则由单字结构的变化转入线条的往复缱绻之中。“尘”和“雨”中的几个点划，与“花”“乱”的点首尾呼应，恰似桃花如雨水一样洒落，在垂直的框架和横向运笔的五线谱中缀上点点音符，把汉字书法的空间结构和时间节奏完美结合，如一首红雨簌簌的变奏曲。整体墨色、锋向、提按、起止、连承自然顺畅，用斗笔快速“打”“扭”“转”出几个不同方向的“点”，时隐时现地将诗的意境完美表达出来。从形式感上看，构图采用“出血”方式，既“满”构图，视觉的张力尽显，是为理性与激情、造型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诗意盎然。

（图10）

作者：朱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