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是北京地区金代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的积累上已达到一定程度，其中既有高等级的皇陵、品官墓，还有一般性的平民墓，类型较为全面，面貌较为清晰。北京金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器物颇为丰富，瓷器是当中常见且最为重要的一类。以往对于北京金墓出土瓷器的考察， 主要集中在考古发掘简报、文物图录等文章、著作之中，很少专门进行综合性探讨。因此本文将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金墓出土瓷器的产地、归属、类型等相关问题进行归纳和整合，并敬请专家指正。

北京金代墓葬中发现的定窑瓷器主要罐、碗、杯、盘、碟、瓶、执壶等。

图1 吕嗣延墓出土的双系罐

口径7.2、腹径10.1、足径5.6、通高11.9厘米（图１）。另外，在平谷县东高村巨家坟泰和三年（1203年）金墓中发现了2件，在首都博物馆中还收藏有1件。此型器物与吉林省农安县金代窖藏中出土的白釉罐的形制、釉色非常相似。

图2 石宗璧墓出土的葵瓣刻花碗

口径18.4、底径10、通高6.9厘米（图2）。该器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与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白釉碗颇为相似。

图3 吕恭墓出土的平底碗

平底碗。敞口，叠唇，深腹弧壁，向下内收，平底。素面。芒口。胎质精细，白釉光洁。（图3）。

图4 吕恭墓出土的平底瓶

口径4.2、底径7.7通高9.6厘米（图4）。该器与江西波阳发现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中出土的定窑白瓷瓶形制相近。

图5 张□震墓出土的瓜棱状执壶

口径2.5、通高12厘米（图5）。

图6 海淀区南辛庄金墓M 2出土的葫芦形执壶

口径1.6、 通高15.6厘米（图6）。葫芦形执壶也是辽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的器类，如丰台区辽墓、河北省张北县柳条坝村、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m2、辽宁喀左北岭m3中出土的执壶等均为葫芦形状。但是辽墓中的葫芦形执壶整体以宽、圆为特点，而金墓中的器物则呈现出细、长的趋势。

图7 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卧足钵

丰台区王佐发现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乌古论窝论墓中出土了2件月白釉卧足钵，形制相同，其中一件保存完整。直口，圆唇，弧状腹，卧足。器身外壁为素面，内底刻划折枝牡丹纹，线条顺畅。胎质坚细，胎色灰白。卧足内未施釉，器身外壁施釉不到底。釉色为白中略闪淡青色，釉面光亮柔和，恬静温润。口径17.1、底径4.2、通高6.2厘米 （图7）。

图8 石宗璧墓出土的青釉单耳洗

石宗璧墓中出土了1件青釉单耳洗， 口沿下饰两道凹弦纹。 釉色青绿，光亮润泽，造型精致。口径11、底径6、通高4厘米（图8）。

图9 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月白釉单耳洗

乌古论窝论墓中出土了2件月白釉单耳洗，其中一件保存完整。素面。胎为灰白色，胎质细腻，胎上施一层白色护胎釉。器身内外施釉，釉色白中闪青，色泽明亮细润。有细小开片。口径16、底径4.6、通高5.1厘米（图9）。单耳洗在金代发现的数量较多，如平谷县东高村巨家坟泰和三年金墓中出土了1件压手为如意形的黄釉单耳洗，山西大同市南郊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白釉单耳洗等。这种在器体一侧附月牙状或如意状压手和环形耳的造型，可追溯到唐代瓷器的装饰和制作 。

这几件耀瓷的造型，均属于金代耀州窑的新产品，月白釉极富玉感，“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 “耀窑??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其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有似粉油之白，有似熟菱米之白不等”，“后烧白器，颇胜”，代表了当时耀州窑的最高工艺水平。

图10 乌古论窝论墓出土的高丽青瓷执壶

在乌古论窝论墓中出土了青釉执壶1件，整体呈葫芦状，子母口，双腹束腰，上腹小，下腹大，平砂底。曲流，口部略有歪斜。曲柄粘结于上下腹，柄上部与上腹粘接处有窑裂。柄上附立一棱形穿孔系物。盖上有一扁圆环形钮，略残。通体施釉，为浅青灰3.1、最大腹径17、底径9.3、通高28.4厘米（图10）。该器的釉色与浙江杭州半山钢铁厂宋墓中出土的高丽青瓷碗大体相同。高丽青瓷也称“高丽秘色”，指朝鲜半岛在高丽王朝时期生产的青瓷，釉色主要是仿照越窑，“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来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高丽青瓷数量非常有限，集中在宋元时期。这件葫芦形执壶取材于植物形象，造型自然圆浑，线条流畅优美，工艺细致精湛，充分展现出了当时高丽青瓷的制造特点，同时也见证了金朝贵族和高丽皇室间的政治、文化交往。

图11 吕士安墓出土的青釉瓶

在石景山区鲁谷发现的泰和元年（1201年）吕士安墓中出土１件（m56:1），小口微侈，平沿，圆唇，短颈，鼓腹下垂，矮圈足。颈部有两道凹弦纹。胎质坚硬，呈黄褐色，胎体厚实。青釉，釉面较润泽，有细密开片，底部未施釉。口径3.1、腹径6.6、足径4.3、通高14.3厘米（图１１）。

图12 怀柔区北房金墓出土的胆瓶

在怀柔区北房金墓中出土了1件，侈口，圆唇，长细颈向下内收，垂腹，矮圈足。胎质细密，呈灰色。通体施青绿色釉，有细碎开片。造型雅致秀丽，线条简练俊逸。口径4.7、底径7、通高29.2厘米（图12）。该器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的宋代窖藏中出土的钧釉瓶、甘肃华池县发现的金代窖藏中出土的耀州窑瓶、辽宁省建平县水沟屯出土的天青釉瓶、北京颐和园内发现的耶律铸墓中出土的青白釉瓶形制基本相同。

图13 怀柔区北房金墓出土的八角杯

在怀柔区北房金墓中出土了八角单柄杯1件，器身呈八棱型，敞口， 圆唇，斜腹，平底。口沿下一侧附一龙首形短柄。胎质坚实，露胎处泛黄。底部未施釉，器身内外施青绿色釉，釉面光润，有细密开片，口径9．6×7.9、底径5.5×4.5、通高3.3厘米（图13） 。

图14 张□震墓出土的瓷枕

北京金代墓葬中发现的磁州窑器物主要有枕、罐、碗等。张□震墓中出土了绿釉瓷枕1件，整体为如意头形（或称云形），枕面呈中部下凹、两端上翘的弧形，且前低后高。枕面与边墙相接处急折，边墙中上部随枕面做成如意头形，底部为椭圆形。边墙的左右两壁稍向外鼓，前后两壁微向内收。枕面上划缠枝牡丹纹。胎土含杂质，胎体厚实，胎色黄白。枕面及周壁施绿釉，底部未施釉。长33、宽27、通高15.5厘米（图14）。这种如意头形枕大约出现在唐代晚期，盛行于宋、金时期。该器与观台窑遗址中出土的白釉Ⅲ型2式枕、素胎ⅣＡ型枕形制基本相同。

图15 吕嗣延墓出土的八棱双系瓶

仅在吕嗣延墓中发现八棱双系瓶（M56:3）1件。直口微侈，圆唇，短颈微束，溜肩，弧状深腹，中间略鼓，下部内收，卧足较深。肩部和腹部有八条竖向凸棱。肩上部有两个对称的小圆形系。胎质较细，为灰色。釉色发青，釉层薄而均匀，光泽感不强，没有流釉现象。 釉色淡雅古朴，器型新颖别致。口径3.6、腹径6.8、足径4、通高13.8厘米（图15）。该器与镇江乌龟山宋墓M 1中发现的越窑八棱瓶形制基本相同，还与在景德镇湖田窑H 区发现的一件八棱瓶残件 的形制相近。前者为北宋早期，后者为五代时期。据此，可推断吕嗣延墓出土的八棱瓶约在北宋初期前后。

越窑瓷器在北方地区的流布主要集中在辽朝时期，随着越窑的衰落，其产品逐渐消失。北京发现越瓷的辽墓主要有赵德钧墓、韩佚墓、李熙墓、丁文逳墓等，以辽代早、中期墓葬为主，晚期则罕见。金墓中出土越窑瓷器的情况极少，这件八棱瓶的发现应与吕嗣延墓为迁葬有关。

北京金墓中随葬钧窑瓷器的现象颇为少见，目前最为明确的是海淀区西北向阳村金代早期石椁墓中出土的碗、钵、盘、胆瓶等器物 。

图16 海淀区向阳村金墓出土的钧窑盘

海淀区向阳村金墓出土的钧窑盘1件，平折沿，尖圆唇，浅腹，腹壁斜直，大平底，环形圈足极矮。 赭褐色胎，胎质稍粗。天青色釉，施釉均匀。裹足支烧，足底留有5枚支钉痕迹，明显地表现出了满釉支烧的工艺。口径18.6、足径12.1、通高2.4厘米（图16）。

小结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首先，北京金墓中出土的瓷器大多数是由中原和南方地区窑场输入的产品，而本地区的产品随着以龙泉务窑为代表的窑场的衰落而逐渐减少。金墓中“输入型”瓷器在种类和数量等方面， 均已远远超过了北京辽墓中的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陵王迁都后，北京在北方政权中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其次，北京金墓中发现的瓷器大多数生产于金朝疆域之中，这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几大瓷窑体系，如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等已纳入女真贵族统治范围之内，在金朝境内的销售和流通更为顺畅、普遍、活跃等原因密切相关。比较之下，南方窑场的产品，如景德镇诸窑生产的青白瓷，在辽朝晚期已经进入了北京地区，但是直到金代发现的数量仍旧很少，这与整个金朝境内墓葬中随葬瓷器的状况相一致，表明在宋金战争以及政权间相对和平时期，南方窑场的产品在北京地区（甚至北方地区）的流通量和竞争力非常有限。

再次，在各窑场的产品之中，以定窑瓷器的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这些定瓷以制作较为精致的白釉为主，罐、瓶、执壶、盒等器物多为素面，而盘、碗、碟等器物则常见刻花、印花等装饰。金墓中随葬定窑瓷器，沿袭了辽代晚期墓葬的丧葬传统，也证明了金代定窑繁盛局面的形成是在北宋晚期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再次，北京金墓中出土耀州窑、磁州窑等窑场产品的数量不多，但是绝大多数在制作、釉色等方面均属上乘。以耀州窑产品为例，耀瓷早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就已流播至北京地区，当时仅有青釉器物，且在辽代晚期有所中断。北京金墓中的耀瓷不仅有青釉，还发现了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月白釉，反映了耀州窑在划入金朝版图后生产的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最后，北京金墓中出土的临汝窑、钧窑瓷器从工艺特征来看为北宋晚期的产品，随葬于金代墓葬之中，应与女真人多次侵宋、大肆掠夺中原财物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有关。而吕嗣延墓中出土的越窑八棱双系瓶，很可能与其家族早在辽代中期已成为幽燕地区的世家大族，且辽朝品官、显贵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喜好越窑瓷器的风尚有着一定联系。

来源：人民美术网-收藏-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