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闹剧的致命伤
2005年7月12日，“鬼谷下山图罐”创造了历史：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以当日黄金牌价估算，相当两吨黄金，自上世纪50年代被定义为所谓“元青花”的瓷器一鸣惊人，实则，故事才刚刚开始，更令人匪夷所思者，它并不姓“元”，而是姓“宋”！
它之所以被误称“元青花”，归根结底，肇因于一对被公认为“元青花”“标准器”的“云龙纹象耳瓶”。
所谓“标准器”，意味着以它为“标准”去衡量、判定同类。
它之所以堪称“标准器”，乃因“铭文”包括“至正十一年”这样一个勿庸置疑的重要信息。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一文，未引起学术界、收藏界关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将这对大瓶与伊朗和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一批中国青花瓷器对比，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和《阿德比尔收藏的中国瓷器》，国人对此深信不疑，进而把这类青花器称之为所谓“至正型元青花”，简称“元青花”，其后，虽屡遭质疑，但其“标准器”地位却“固若金汤”。
直到“陶瓷史解密系列：官窑、内窑、宋青花（征求意见稿）”一文公开发表，才一举揭穿了所谓“元青花”的真相：“闹剧”一场！
瓶子、铭文都没有问题，问题仅仅在于，“书写粗鄙，若童蒙涂鸦；纹饰精美，徒具大家风范，对比强烈，显系画就，未及烧制遗物，故可刮掉部分‘蕉叶纹’，添加铭文，刮痕犹存，一片狼藉，既不协调，又违常理，绝非特意‘开光’，业内，称‘一眼假’，”对此，无需上手，仅据照片，便一目了然！
作为我们老前辈的古董商们并没有错，这种极端露骨的“制假”行为，绝对逃不过他们久经磨练的眼力，“老外”却不在此列，他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瓷器上的铭文还能造假，更不会明白，通过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假”，还能看出“造假”背后的历史真相：“青花瓷‘断层’并非元末，而在整个元朝！问题就出在所谓的‘大维德瓶’，在瓶上做了手脚，将‘未及烧制遗物，’‘刮掉部分蕉叶纹，添加铭文’！也就是说，此瓶所呈现技术水准绝非元代，而是宋末！”
也就是说，所谓的“大维德瓶”绝非“元青花”标准器，而是“宋青花”标准器！瓶上后加“铭文”才是“元青花”标准器水准！
事实上，元末，“至正”时代，青花器也就这个样子：“书写粗鄙，若童蒙涂鸦”；而宋末青花器本色却“纹饰精美，”“大家风范”！
至于“宋青花”何以会发展到如此地步，“陶瓷史解密系列：官窑、内窑、宋青花（征求意见稿）”一文已详细论述，该论述同“元青花”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让事实说话，让历史说话！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历史事实一旦理顺，一通百通，否则，仅就一对瓶子说话，一旦有假，又不能辨别，难免四处碰壁，什么问题也说不清！硬扯，必将笑话百出，闹剧一场！无法解释的问题层出不穷，硬要解释，却难以自圆其说，何也？
“元青花”理论的庞然大厦竟立在一对“赝品”上面，既不知原品出自何时，又不知何时作假，误以为作假“纪年”便是原品“纪年”，岂知，全部奥妙就在于，所谓的“大维德瓶”显系（宋末、元初）画就，未及烧制遗物，至正十一年，故可刮掉部分“蕉叶纹”，添加铭文，再上釉烧制。
之所以“画就，未及烧制”，乃因元朝三令五申，“器皿、车舆皆不得使用龙凤纹、帐幕不得使用赭黄龙凤纹”，故而不敢烧制，但因画功极佳，又不忍废弃，只好等待“开禁”再烧，孰料，一等就是几十年，这在景德镇并不奇怪，老百姓深知“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有些事情等一等，会复见转机。
对此，就连波普先生也没有把话说死，他说：“‘十四世纪风格’这一称谓并不严格地限制于这一世纪…，那些被认为是十五世纪的纹饰，是因为这些纹饰在此时期极频繁运用，当然它们在1400年前就已出现；而且，在此后，我们还可以见到某些典型的十四世纪的纹饰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对十三世纪风格有所了解时，其纹饰同样也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时期（十四世纪）的发轫之期。除非掌握了大量的有年代记录的例证，这种重叠的范围才能够精确地划定；而在中国瓷器的研究中，大量的有年代记录的例证是不会发生的。虽然存在上述事实，但像‘十四世纪风格’的这样的概括性的术语依然可以成立。”
显然，当其提出“14世纪青花瓷”时，并未完全排除15世纪，乃至13世纪，意即“14世纪”前后，对此，国人竟置之不顾，径直定名“至正型”元青花，称“大维德瓶”，误作“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把时间缩小到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把“标准”固定在一对瓶子上，既不分析，又不深究，瓶子一旦出现状况，整个理论顷刻坍塌，也就在所难免！
这是“元青花”理论的致命伤！
反之，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是仅从一件器物出发，而是从实际存在的大批实物和大量史实出发，才能避免“元青花”之类的闹剧！
作者：瓷器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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