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依赖“新书”而生，从新书到旧书，时间是一大因素，更深人来看，“藏书”往往是造成旧书价值的先决条件。首先要有人肯藏书，新书才会变成旧书；也要有人肯藏好书，旧书散出，才会有人接手收购。有需要自然产生供给，“旧书买卖”一旦而生，市场热络，摊商云集，于是有了“旧书街”。

   “台湾无藏书之家。所谓缙绅巨室，大都田舍郎，多收数车粟，便欣然自足，又安知藏书之为何事哉！”一九三三年连雅堂先生这段《雅言》，有人认为是劝世成分居多，希望有钱人以“书香”逐“铜臭”。然而，与此同年，《台湾日日新报》社长河村彻在刚刚创刊的《爱书》杂志上也说，日本与德国同为世界第一的出版大国，台湾读书人少，书店也少，实在是一大憾事。再根据统计，一九三二年台湾本地图书出版品，共计1482种，扣除教科书、参考书、官文书，真正的“书籍”，实在有限。由此种种证据显示，日据时期的台湾，中日文书籍都仰仗进口，新书消费有限，遑论旧书，藏之不及，何由散出？寥寥可数的几间“古本屋”，据河村彻所言，散落在新起町，也就是今天西门町以南长沙街一带，想来应该是惨淡经营的居多吧！

   牯岭街时代   

“乱世藏黄金，太平宝文物”，这是惯常的历史现象。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台北佐九间町一带，原为台湾总督府宿舍区，包括军司令、高等文官等都散居在这块由今牯岭街所贯穿的区域，庭园宅邸、街巷修然。“二战”后，日人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低价出售。日本人走后，集市隐然成形，颠沛流离谋生拙……于是以牯岭街为中心，渐渐蔓延到厦门街、福州街、宁波西街、南海路等相邻道路，处处都有人设摊开店，贩卖过期杂志、漫画、月历，用过的教科书、各种杂书，乃至绝版书、线装书、手抄本等等，最盛时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摊商，有店面者二十余家，取名包括庆音、妙章、松林、易林、艺文、竹林、千秋、珍艺、人文……感觉还残留着几分东洋味，而牯岭街也几乎成为“旧书摊”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