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伟的新版画表达了一种被重新唤起的存在主义主题，他表现了在这个时代那些经受折磨的灵魂。灵魂和存在1980年代曾经是新潮美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个时期对于灵魂和存在的表达主要是抽象和象征性的。在杨宏伟的版画里，这个主题已经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他的画面有各种经受灵魂煎熬的人的脸或者身体挣扎的状态，但这些人是谁却无法辨别。杨宏伟使用了一种表现性的语言，所有的人仿佛都扒去了衣服，甚至连肉体的外皮都被扒开了，从而暴露出灵与肉绞缠在一起的原生状态。 这种表现方法无疑使图像显得非常沉重，尽管使用了套色版印，但主要的色调只有黑和暗红两种，整个背景都沉浸在一片浓重的阴暗重色中，人物的脸和身体主体像被打上了亮光，使整个主体的挣扎状态暴光在他人的视线中。人物如在黑暗或者虚无的深渊，呼吸急促、嚎叫、自我敌视、冥想、甚至自虐。 杨宏伟刻画了各种人性痛苦和煎熬的动作状态，比如趴在地上，脸贴着地；躺在地上打滚，痛苦地伸着舌头；强行抱起自己的脚，用鼻子闻自己的脚尖；将自己的脸一半埋在水里；用手抠自己的眼睛；跟很多人被放在一个容不下身的大玻璃缸里。肢体语言以及肢体所处的折磨气息是他主要的表现语言。在这里他用了一种诗化的形式语言，呈现一种心灵的体验性。 他制造了一种超常的甚至变态的身体状态，以使这些心灵的沉重和难受感能够通过图像形式本身被体验。为此他创造了一些超现实的细节，比如一个人在地上打滚，他的性器变成四、五个，就像一种观看的幻影。有些人的头颅和身体已经肉球化，和另一些人的头颅和肉体局部在生长在一起，就像生物怪胎。有些人的身体严重变形，就像在经受地狱的肆虐后身体严重变形为侏儒。至于人物表情的狰狞形态则更是殊态各异。 这些奇异的存在是一种丑恶的图像，却具有一种恶之花式的诗意。这个诗意是早期现代主义的美的体验。就像一种记忆中地狱般的历程，不再有现实的途径可以想象生活中曾有的真实画面，而只有那让人铭心刻骨的痛苦的片段意象，那意象甚至是鬼影憧憧或者痛彻心肺的。在这一刻，现实的背景和发生的历程都已经被一种类似黑室、深渊或者压抑的虚空所置换，这导致一种虚幻的景象，当然除了痛苦和煎熬的灵魂，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成分。 现代主义的诗意是反浪漫主义的，他以痛苦来呈现深刻的人性，人性唯有备受折磨才达到一种极致并精神耗尽的美，精神唯有从黑暗中自我照亮，才变得无所畏惧。并独立的存在。杨宏伟的图像试图使自我亲近精神的深处，他在图像上创造了一种极端的精神形骸。这种形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他只有用刀一笔笔的去想象和刻画，这本身也是一个自我体验过程。他的版画图像实际上也呈现了自我贴近这个精神形骸的过程。 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在九十年代被判为过时了，杨宏伟又试图恢复这个关于存在的异化和深刻性的主题。这个主题在经过中国社会的物质和消费主义浪潮之后，重新又产生了新的意义。在1980年代只是上一代人没有享受过物质的在哲学和概念上的理解，在今天则是一种切肤之痛的体验。艺术图像成为一种心灵刻画的形式，但杨宏伟又试图找到灵魂的折磨特征与刀法、色层的木刻语言的对应性。但对他这70后一代而言，这种刀刻灵魂般的语言不是一种左翼艺术的语言，而是一种个人的对于人性的想象形式。 在杨宏伟的黑白木刻部分，个人脸部的表情和眼神经常是茫然的、压抑的、沮丧的、自我怀疑的，甚至有时是木然的，这种悲观主义的精神肖像与他这一代给与中国社会的可爱化、时尚化的集体表象大相径庭。也许这是杨宏伟个人的特殊经验，也许这是新一代更深层的内在表现。但他的对于人性的深层刻画是超越年代界限的，他的那些挣扎的灵魂形相能打动不同背景的人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系给与置身其中的每个人的煎熬是具有普遍性的，尽管杨宏伟的图像是精神抽象的，他试图只是表达人性以及人性在这个时代所经受考验的极限程度，但他的图像仍然有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录性特征。 他的图像反映了这个时代激烈的内心挣扎，这种内心挣扎的复杂性和灵魂煎熬也许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当代艺术对人的表情的复杂性的刻画超过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也体现在杨宏伟的人物肖像。他在那些饱受痛楚的人的脸上刻下了无数道复杂的印路，或黑或白或灰暗，但他们的脸部似乎没有崇高的痕迹，也没有什么理想的光亮照射到他们的脸上。 杨宏伟表现了一种当代的痛苦世界，但这个痛苦世界的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彼岸性的世界，从那些挣扎的场域和每个挣扎的形骸身上，看不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光亮。因此，在这些试图呈现存在和人性困境的图像中，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绝望感。这尤其表现在单色套色印刷的版画作品中。他的套色版画尽管使用的是一种单色，但将这种单色分出了不同的明暗深浅色层，并配合了木板浅表的不同层次，体现出人物所处绝望状态的复杂性。 在单个人物的表现上，通常表现为一种肉身的变异主题，比如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怪胎，或者自我身体规定性的消失，混同于其他肉胎，或者脸部变得越来越狰狞。这实际上是在刻画一种身体状态的反正常性，在这一点上，杨宏伟并没有一种自觉的形象观念可以作为塑造依据，他主要是按照一种本能的对于正常性的质疑，以及一种直面人性的绝望形相的朴素态度。他的所有的形象特征都是从心灵出发来塑造的，他也找到了一种关于绝望的形式语言。 他的一些图像也尝试了一些叙事语言，比如一个人处在浸水一样的状态，或者几个人在一个大玻璃缸里处境险恶的挤在一起，各自做出怪异的举动和互不关怀的状态。这在形象叙事上很有语言冲击力，但在形式语言的表现力上不如那些单体的人物刻画，单体的个人的表现形式主要在于套色、刀法、木刻浅表的层次等形式，直接构成一种心灵扭曲和复杂性的体验特征。 杨宏伟笔下的人物是一群被剥去外衣甚至肉身表皮的灵异和身影，但他想表达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可能获得精神启示的世界，这使他关于人性的痛苦主题要比以往任何时期具有一种更深的绝望感。唯一能够让他缓和画面的拯救意义的，只是一种现代主义传统的诗意的资源，这种诗意使得痛苦的时代能够进入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恶之花般的心灵形式能够成为痛苦的唯一的转化途径，他使人能够正面直观人性的残酷现实，但人性的拯救在这种美的救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启示。

来源：雅昌艺术网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