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代表书家。他的草书纵横恣肆，狂放无迹，如行云流水，又似天马行空，游行自在，一片神机，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张扬到了极致。《新唐书》说：“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张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白(李白)歌诗、裴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足见张旭在唐代艺术史上的地位。

张旭以草书著称，又是长于诗文的文学家，为人熟谙的《桃花溪》，就是他七绝中的名篇，意境清寂幽远，惜为书名所掩。

唐代书法盛极一时，不仅因为统治者的喜爱，专立书学，书法成为铨选士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客观上推动了唐代书法的发展；而且因为这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追求“昂扬奋发，雄武健美，矫健奔放，雍容华贵”（《中国美学思想史》敏泽著）的美学理想，处处体现着批判、革新和创造的精神。楷法的完备，草书的发展，使唐代书法成为书法史上继魏晋之后又一个发展的高峰。

张旭的草书艺术正是这个雄浑壮阔的时代在书法上的体现，表现了盛唐豪放昂扬的美学精神。他继承汉、魏晋，还有初唐书法，别开新风貌，升华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他的草书 “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他的行楷书端庄闲雅，宋黄庭坚认为唐人楷书没有能出其右者。宋《宣和书谱》中也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书又复不减草书之妙。”宋朱长文《续书谱》将张旭书法列为“神品”。

草书，分为章草和今草。章草自汉代形成，历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日渐衰微。今草相传为东汉张芝集众人智慧，整理变革章草而成，开始从实用性向艺术性转化，张芝也因此被后世尊奉为“草圣”。从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到唐代，今草已成为草书艺术的主要形式，达到了高峰，出现了张旭、怀素这样杰出的草书大家。

张旭的草书艺术继承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上溯张芝而有新的创造和发展，丰富了笔法还有表现力。今草至张旭脱离实用性而成为纯粹的艺术形式，将中国书法推向纯艺术的高峰。

张旭草书奔放洒脱，一如他颠狂豪放的个性，纵笔如兔起鹘落，有“急雨旋风”之势，一气呵成，被称为“狂草”，得到时人赞赏，拥趸者众多。吕总《续书评》中称赞：“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蔡希综《法书论》中说：“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全其古制，就王之内弥更减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气象，是为天纵。又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王献之）之再出也。”孙过庭《书谱》认为张旭草书“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在宋人苏东坡的眼中，“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东坡题跋》）张旭草书虽然放逸天纵，却不失法度，所以宋《宣和书谱》中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其源流无一点书不该规矩者，”由此而感叹“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张旭的颠逸，乃胸无凝滞的表现，所以他的草书才有天纵之象和感人之处。

艺术来源于生活。就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美国现代评论家巴巴拉·露兹认为“柏拉图主张艺术模拟客观（自然）”， “现代艺术模拟主观”。而我以为张旭的草书既模拟了客观，又模拟了主观，超越了古今。

模拟自然的艺术形式，人常以为局限于以客观物象、意象为描摹对象的艺术，或文学、或绘画。而以抽象线条为表现对象的中国书法，何以描摹自然？

中国书法表现的对象——汉字，来源于客观世界，属于象形文字，虽然在以后的演变和发展中渐失象形成分，趋于抽象，但却无法割断曾与自然的血脉关系。书法史上记载的能够从客观世界汲取养份的书法家，或恐唯有张旭最为典型了。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新唐书》记载了这样有趣的故事：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歌舞艺人）公孙舞剑器，得其神。以此可见张旭的书法远取诸物而近取诸身，所以才物象丰富，正所谓“书之功夫，更在书外”。

“模拟主观”，是张旭草书艺术最为感人之处。他“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送高闲上人序》韩愈）

作者情动于中而发于外，将激越的情感倾泻于笔下的草书中，随着情感的波动笔走龙蛇，字字飞动，如跳动的音符，汇成一首首昂扬、奔放的旋律，如泣如诉。就连他创作时的情态也魅力四射，极富蛊惑性，有行为艺术的味道，却绝胜今日的行为艺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以诗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这位浪漫而激情狂放的草书家：“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新唐书》也有类似生动的记载：“（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这个本性颠狂的草书家，在酒的助力下，愈加的狂放不羁，挥笔如流星，有时竟以发为笔濡墨而书，任情姿性，落纸云烟生。酒醒之后，连他自己也惊叹这作品绝非人力所为，想要再书却不可能。正所谓情移——时过境迁，模拟的主观发生变化，表现自然不可再得：“情感”不可复有，所以相同的创作效果也不可复得。

张旭赋予书法艺术以丰富的表现力，虽“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但欣赏者从中却能真切地感受到飞舞的线条律动之中的那种张力，那种勃然的生命力，感受到作者激涌于胸的情感变化。有人说抽象的艺术更具哲学意味，或可称之为哲学艺术，而我以为张旭赋予草书艺术以哲学和表现的双重意义。我想，这也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妙之处。

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实践无不凝结着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思考，张旭也不例外。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是张旭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晶，并贯穿在他的艺术实践之中，由他的学生颜真卿记录并流传下来。此文以问答的形式，详述了张旭所传授的笔法十二意，还记述了颜真卿请教张旭传授笔法的过程。笔法十二意，是张旭从自身的艺术实践出发，阐发南朝梁武帝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然每一意都凝结着自己的认知和思考。虽然书法的笔法远不止这十二意，但张旭对钟繇笔法十二意的研究和阐发，不仅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为后世书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奠定了基础。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墨迹纸本，无款。明董其昌鉴定为张旭书，清《石渠宝笈初编》则认为是赝品。五色彩笺，横长195.2cm，纵高29.5cm，40行，凡188字。卷后有董其昌等人题跋。曾经宋宣和内府、明华夏、项元汴、清宋荦、清内府等收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宣和书谱》、《澹圃书品》、《续书画题跋记》、《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戏鸿堂法帖》摹刻。

《古诗四帖》是张旭唯一流传下来的墨迹。内容为古诗四首，前两首为梁朝庾信的《道士步虚词》，后两首是谢灵运的《王子晋赞》、《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明丰道生跋语中认为：“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董其昌评曰：“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

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张旭草书除此诗帖外，仅有刻本《肚痛帖》等几种，不能窥其全貌，对他的认识和感受，也多来自典籍或后世书家、文论家及文学家的评述，从而在心中勾勒出这个伟大的浪漫主义的草书家。我想，他的狂草世界，不仅仅是《古诗四帖》，而应有更为纵横姿肆，出神入化，妙不可言的杰作，有更为广阔的美学意象。

《古诗四帖》纵逸奔放，笔画连绵，意象丰富，确如苏轼所言“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但我以为其尚有白璧微瑕之感，前段初起，稍显茂密，拘谨有余，宽博不够，缺少空间感。当然，瑕不掩瑜，或许正因为如此，而更富于跌宕之美，更尽变化之能事。自“齐侯问棘花”开始，气势宏阔，逸势奇状。至“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一段，空间构成巧妙，错落有致，顾盼生姿，精彩纷呈，令人如行山阴道中，目不暇接。而“衡山采药人……其人必贤哲”一段，则一气呵成，酣畅淋漓，连绵不绝，起伏跌宕，却又点画自如，“变动犹鬼神”。

《古诗四帖》一点一拂皆有情趣，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书法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了对生命的体验，点画狼籍中又体现了中国书法的空间意识——章法布局，真不愧为典范之作。

张旭的书法在当世影响很大，片纸只字都是人们争抢的对象。颜真卿、怀素等人书法皆从其来。怀素草书直接受张旭影响，以狂继颠，成为一代草书宗师。所以宋黄庭坚说：“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有“颠张狂素”之称。

张旭遗世作品很少，草书除墨迹《古书四帖》外，还有刻本《肚痛帖》等和楷书《郞官石柱记》。

（原载《青少年书法报》2007年11月13日）

来源：中国书画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