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我的创作理念是清晰而明确的，就是：“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很中国，很世界。

　　要笔墨就是要传统。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赖以传承至今的创造精神，继承和创造才是传统的全部意义。没有创造，传统就会中断。可以说，没有创造精神的传统不是真传统，没有传统精神的创造也不是真创造。

　　笔墨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没有笔墨就不是中国画。笔墨分精神层面和技术层面两方面。精神层面就是坚持民族立场，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国画的民族精神、文化精神和写意精神。技术层面就是笔墨规范和笔墨功力。用“笔”的概念伴随着书法的产生，传承至今，用“笔”是中国画的核心，“墨”只是“笔”在纸上运行留下的痕迹，没有“笔”就没有“墨”。水墨只是色彩意义上的黑色，没有笔意的墨就不是中国画的“墨”，仅仅是视觉现象而已。如果抛弃了中国画的用笔，就是埋没了中国画，没有用笔的“中国画”只是当代意义的水墨画。中国画几千年的演进，形成了完整的规范程式和笔墨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笔墨经验。规范和程式是中华民族艺术成熟的象征，继承首先要继承规范的程式和语言符号。笔墨没有新旧之分，只有高低、雅俗之别。传统笔墨都是精华，没有糟粕。黄宾虹梳理总结的“五笔七墨”就是对中国笔墨最完美的诠释。对于传统笔墨，我们要下苦功夫、笨功夫来全面继承，笔墨技巧越全面越好，功力越深厚越好，功力要靠日积月累的磨练，没有笔墨功力的作品是苍白而肤浅，没有内涵的。

　　书画同源，书画同体，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书法用笔是中国画中用笔的本质意义，画好画首先要写好字。没有扎实的书法功底，注定其画缺失内涵，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六十年代初，我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读山水专业；七十年代末，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研究生班读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有幸由潘天寿、陆俨少、陆维钊、李可染等前辈亲授，并下功夫对黄宾虹、石鲁等大家的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有一定理解和把握，深深体会到笔精墨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及。拥有的笔墨手段越多，创造的自由空间越大，就越能胜任不断变化的新的艺术形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珠联璧合。

　　要现代就是要新观念，新意境，新形式，新笔墨语言。

         姜宝林是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潘天寿院长的亲授弟子，又是中央美院李可染的研究生，美术大家张仃评价他的艺术“南北兼宗”。也正是南北两大美院的学习经历，使姜宝林不仅接受了严谨正统的国画艺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笔墨功力，同时也涵育了大胆求变、勇于革新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