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说起古人的婚姻，都会联想到“包办”二字，以为新人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双方要到洞房才第一次见面。这个想象至少对宋人而言是不准确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父母包办的意思，而是指一项婚姻的缔结，以媒人为中介，由父母出面。新人对于自己的婚事，当然具有一定自主权，绝不是全然由父母说了算。

　　在宋代，经媒人说亲之后、新人成亲之前，有一个相亲的程序。“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姻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媒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这个相亲的过程，相当火辣，彼此相中了，则男方给女方插上金钗;也很有礼节，若相不中，则男方要送上彩缎两匹，表示歉意。

　　宋人也有自由恋爱。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讲述了一个“女追男”的凄美故事：东京有一个十八岁少女，叫作周胜仙，一日正好在茶坊遇见了令她怦然心跳的心上人范二郎，两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于是主动向心上人透露：“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可谓胆大无忌。

　　宋人笔记《青琐高议》中则有一个“男追女”的故事：京城人周默，对邻居一老秀才的21岁妻子孙氏一见钟情，展开猛烈攻势，接连写了几封情书。孙氏对周默似也有情意，但既已婚嫁，便严词拒绝了周的追求。后来周默宦游，写信告诉孙氏：愿终身不娶，等她，直至她丈夫去世，便回来迎娶她过门。三年后，周默回乡，得知孙氏丈夫已离世，便托母亲遣媒求婚。两人终结成秦晋之好。孙氏是嫁过三次的妇人，但周默以及彼时社会，都没有对她有什么歧视。宋代社会之开放，可窥一斑。

　　另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即以为古时夫妻之间要正襟危坐，人前不可有亲热之举，否则就不合礼教。其实在宋代，小夫妻之间表现出亲亲热热，是比较寻常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个图景：“孙羊正店”大门前，有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

　　怕老婆

　　历代“惧内”佳话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河东狮”与“胭脂虎”，两个典故都出自宋朝。

　　“河东狮”指北宋名士陈季常的妻子，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述，陈季常“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家里来了客人，陈季常以美酒相待，叫声妓歌舞助兴，但陈季常的妻子柳氏非常凶妒，时常因此醋意大发，当着众宾客的面，对丈夫大吼大叫。

　　因此陈季常对妻子很是惧怕。朋友苏轼为此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柳氏为河东人，苏轼便将她比喻为“河东狮子”。另一位朋友黄庭坚也写信问他：“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意思是说，得悉柳夫人不断用药，如今是否康复了?您晚年想过清静日子，不再新进歌妓，柳夫人还有什么烦恼以至于生病呢?显然，陈季常怕老婆的“美名”已在朋友间传开了。

　　“胭脂虎”的故事来自陶榖《清异录》：“朱氏女沉惨狡妒，嫁陆慎言为妻。慎言宰尉氏，政不在己，吏民语曰‘胭脂虎’。”说的是，尉氏县知县陆慎言的妻子朱氏很是“狡妒”， 陆慎言对她言听计从，连县里的政事都听老婆定夺，当地吏民都称朱氏为“胭脂虎”。

　　古人常以“补阙灯檠”指称男人惧内，这个典故也出自宋人。《清异录》提到冀州有一名儒生，叫“李大壮”，别看他名字中有“大”又有“壮”，其实非常怕老婆，“畏服小君(妻子)，万一不遵号令，则叱令正坐”，然后老婆在他头顶放上一只灯碗，点燃灯火，大壮只能乖乖接受老婆大人的体罚，“屏气定体，如枯木土偶”。时人乃戏谑地称他为“补阙灯檠”。

　　宋代最聪明的科学家沈括，也是出了名的惧内。他的第二任妻子张氏“悍虐”，“存中(沈括)不能制，时被棰骂，捽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终不恕”。这个张氏对沈括不仅破口大骂，而且大打出手，将沈括的胡子连皮带肉揪下来，血淋淋的，子女看了都大哭。但沈括似乎跟妻子感情很好，后来张氏病逝，朋友都为沈括高兴，沈括却“恍惚不安。船过扬子江，遂欲投水，左右挽持之”，未久也郁郁而终。

　　王钦若、夏竦、秦桧、周必大、晏殊、陆游……这些我们熟知的宋朝大臣与名流，也都有“惧内”之名。王钦若官至宰相，但“夫人悍妒”，不准他“置姬侍”。王在宅后建了一个书房，题名“三畏堂”，同僚杨亿“戏之曰：‘可改作四畏。’公问其说，曰：‘兼畏夫人’”。成为一时笑传。

　　宋人惧内，恐怕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要不然，北宋文人曾巩也不会大发感慨：古者女子都安分守己，“近世(指宋代)不然，妇人自居室家，已相与矜车服，耀首饰，辈聚欢言以侈靡，悍妒大故，负力阀贵者，未成人而嫁娶，既嫁则悖于行而胜于色，使男事女，夫屈于妇，不顾舅姑之养，不相悦则犯而相直，其良人未尝能以责妇，又不能不反望其亲者，几少矣。”曾巩批评宋朝女子追求享乐主义，以致出现“使男事女，夫屈于妇”的乱象。

　　不过，按胡适的说法：“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惧内似乎是文明的体现。胡适的戏言不可当真，但宋人惧内成为一种现象，确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女性并不像今日文艺作品所描述的那样低三下四。

　　事实上，宋代女子由于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低下。清代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曾说：“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许多人便据此认为贾宝玉具有女权主义的觉悟。其实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早在南宋时便已宣告：“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比贾宝玉的抒情早了数百年。

　　本文选自《宋：现代的拂晓时刻》，吴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