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上周出版的《毕加索最重要的三幅作品》的下篇。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可佳与与全球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市场资深专家大卫?诺曼畅谈毕加索作品的市场价值。

　　大卫?诺曼

　　大卫?诺曼(David Norman)曾经担任苏富比全球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部门主席，在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负责过大都会美术馆、纽约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印象派作品馆藏在二级市场上的销售，以及毕加索(Pablo Picasso)“拿烟斗的男孩”(Boy with a Pipe)、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行走的人”(Walking Man)、和蒙克(Edvard Munch)的“呐喊” (Scream)等多项逾亿美元艺术品的拍卖。

　　吴可佳：“盘发髻女子坐像”是在“梦”创作的17年之后完成的。如果您将这幅作品与“梦”进行比较，能否说毕加索又回到了当年的立体主义风格?“二战”时期的经历是否对毕加索的创作发生了影响?

　　毕加索作品《盘发髻女子坐像》

　　大卫?诺曼：在毕加索人生的不同阶段，遇到各个恋人时艺术家的状态也是不同的。在20世纪30年代与玛丽?泰蕾丝的相遇是非常快乐的，找到了人生的真爱，作品的风格也富有梦幻的超现实主义。在“二战”初期，毕加索的恋人是摄影师多拉?玛尔(Dora Maar)。毕加索创作的多拉?玛尔肖像更残酷和粗糙：人物充满棱角、愤怒与焦虑。这也反映了艺术家在第三帝国占领巴黎期间与多拉?玛尔一起生活时的状态。

　　吴可佳：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米开朗基罗大展，展出200件珍贵素描。策展人邦巴赫博士细述背后故事。

　　二战之后，他遇到了另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吉洛特——“盘发髻女子坐像”的主角。肖像中女子的身形又变得柔和了，也更富有诗意。这也是毕加索人生中另一段充满快乐的时光。他与吉洛特有两个孩子，家庭生活和睦，那时的生活状态是愉悦的。

　　不了解毕加索的人看到这幅画时可能会说：“他怎么把自己的恋人做了如此丑化的变形?”但如果你了解毕加索几十年间创作风格的变化，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时的情绪是平和的。正如他所描绘的玛丽?泰蕾丝，这幅吉洛特的肖像是相对温和的。

　　吴可佳：多拉?玛尔经常被毕加索在油画中表现得非常尖刻、富有侵略性，手指描绘得像尖爪一样。而这幅吉洛特的肖像则富有贵族的气息。之前您聊到“拿烟斗的男孩”，毕加索有时会将创作对象提升到一个更为神圣的场景中。

　　大卫?诺曼：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毕加索所创作的肖像中女性都是坐在椅子上的。有时，她们的坐姿像一个皇后，成为他所钟爱和崇拜的对象。而有的时候，画中的女性像是被困在椅子中，非常局促，仿佛处于画面浓密构图所形成的一个监狱里。他完成的多拉?玛尔的肖像中，多拉?玛尔总是看上去像一个危险的蜘蛛，在蜘蛛网的中央。

　　毕加索的确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巧妙的创造力的艺术家，仅仅是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女性肖像主题，在他各个阶段的创作中，都能够如此有力地传达自己对于所经历的女性的不同态度。无论是抒情的、诗意的、梦幻的、自然的(玛丽?泰蕾丝)，还是富有威胁性的、焦虑、挣扎的(多拉?玛尔)，或是柔和的(吉洛特)。他所完成的有些吉洛特的油画和素描，甚至在法语中被称为“fleur”(鲜花)，他对吉洛特是充满爱意和崇拜的。

　　毕加索人生的最后一位恋人是杰奎琳?罗克(Jacqueline Roque)，关于罗克的作品创作于20世纪50-60年代。

　　吴可佳：与毕加索的其他恋人不同，吉洛特是少数的一位不受毕加索所控制的女性。这个特质也在作品中得到体现。

　　大卫?诺曼：毕加索所经历的女性，在人类的艺术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作为个体而言，做毕加索的恋人可能是极为困难的事。他对恋人的要求很高，控制欲强，永远把艺术放在第一位。许多恋人都在与毕加索的关系中被消耗了，她们大多都得放弃自己的理想，为毕加索服务。而吉洛特与毕加索的恋情持续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她也是这些恋人中少数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开始新生活的女性。她是一位乐观、独立并生活丰富的艺术家。

　　在离开毕加索之后，吉洛特与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著名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结婚，她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画家。

　　吉洛特是毕加索两个孩子的母亲，艺术家对她的描绘非常柔和。而作为一名独立的女性，你也可以在画中看到毕加索对她的爱情和仰慕。

　　吴可佳：关于“盘发髻女子坐像”的市场也很有意思。毕加索从华沙回到巴黎之后完成了作品，而最早购买它的收藏家也出生于华沙。

　　大卫?诺曼：是的，这也涉及到艺术品的涵义：是什么原因促使收藏家购买一幅作品?当然其中包括艺术品的美学价值、以及艺术品所代表的身份、向他人进行炫耀的一种方式、智力上的参与、还有就是富有个人传记的色彩。

　　“盘发髻女子坐像”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由萨米尔?高德温(Samuel Goldwyn)购得，他是富有传奇性的电影制作人。(高德温的电影公司后来被并购，形成了著名的米高梅电影公司。)高德温出生于波兰，因此对于这幅作品的主题和美学价值有特别的私人感情。高德温去世后，“盘发髻女子坐像”由他的儿子高德温二世继承，之后高德温家族的后人将父子二人的艺术收藏委托纽约苏富比拍卖。

　　购买“盘发髻女子坐像”的藏家是中国知名的电影制作人王中军。当获得这件作品后，他说自己爱上了这幅油画，因为它的画面如此精彩，仿佛与其展开了对话。除此之外，“盘发髻女子坐像”曾经由好莱坞的传奇制作人高德温所收藏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作为新一代的电影制作人，王中军代表了中国的“好莱坞”。因此，我觉得这种私人的联系和情感，以及作品本身所承载的特殊含义，也是促使王中军在拍卖中竞标、最终获得这幅作品的原因。

　　吴可佳：高德温家族拥有“盘发髻女子坐像”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幅作品对他们而言一定是意义重大。

　　大卫?诺曼：的确如此，高德温家族非常珍视“盘发髻女子坐像”，正如很多著名的收藏家一样，特别是20世纪50-80年代，众多收藏家都长期持有他们所购藏的艺术品。如此重要的艺术品能够在拍卖市场上出现，是非常罕见的。艺术珍品流通到拍卖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往往是藏家去世后，他们的后人出于遗产税或者财产分配等考虑将藏品委托拍卖行销售。因此当全球顶级的收藏家，如甘兹家族、高德温家族或者惠特尼家族决定将藏品在二级市场上出售，即是珍贵的艺术品现身于市场之时。

　　这样的机遇极为稀少，因为大量的艺术珍品往往由目前拥有它们的收藏家族世代相传，或者捐赠给博物馆。

　　吴可佳：在甘兹的那场拍卖中，也有一幅毕加索的“阿尔吉尔妇女”(Women in Algiers)，您如何看待这幅作品?

　　大卫?诺曼：毕加索的艺术及其细分市场我们即使天天聊、一年也聊不完。我所选择的三件作品虽然不能覆盖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但探讨了推动毕加索作品市场变化的关键元素，例如：作品的创作时期、稀缺性、以及参与市场交易的藏家品味的转变。

　　2000年以后的拍卖市场，涌入了大批对冲基金和金融行业人士，他们的财富积累呈现短期爆炸性的增长，这批入市的资金推动了艺术市场走高。此后，俄罗斯的收藏家进入市场，进一步促进了艺术品价值的攀升。我选择毕加索所画的吉洛特肖像，想说明的是中国藏家参与西方艺术市场的收藏。

　　谈到毕加索的“阿尔吉尔妇女”，是他在卢浮宫看到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于1834年创作的作品“阿尔吉尔妇女”，获得灵感，完成了一系列同样主题的油画。这幅作品在甘兹家族的拍卖中被售出，当时的成交价格为三千万美元。在2015年，这幅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再次出现，获得近1.8亿美元的售价，那时是全球拍卖市场历史上价格最高的油画作品。

　　如果早在1997年“梦”就比“阿尔吉尔妇女”贵50%，而“阿尔吉尔妇女”目前的市场价格为1.8亿美元，那么“梦”的价值是否为2.7亿美元呢?我们很难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梦”在毕加索的市场中会继续保持它至关重要的位置。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吴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