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汉施玉萍胡媛萍刘冬梅

　　王恩汉(以下简称“王”)：陈主席，您作为当今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我们希望将您的人生、从事国画艺术的成长道路作为历史记录下来，这次谈话录音将收入市档案馆，谈话内容作为真实材料也将在我们的档案刊物上登载，为将来研究您的艺术、您的人生提供非常宝贵的材料。您能不能谈谈您的艺术人生，让这些话语留给历史。

　　陈永锵(以下简称“陈”)：我把有关我的一套资料，包括画册、文章等出版物送给您们。今天我很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

　　王：我们这次采访的录音将作为口述档案留下来，让后人听听您的声音。您的事业现正处于鼎盛时期，您的画有点苍茫、有力度，这说明您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很深。您对岭南画派的画风有所发展，吸收了长安画派、京派、海派的风格，您对岭南画派有什么感知，您是否承认是岭南画派的?您的艺术主张、想法是什么?《中国艺术品市场》对您的评价是：“将来后岭南画派的领军人物可能是陈永锵”，说您写的字与画搭配起来很有特色。您的画不仅有岭南的精神，而且深受西画和版画的影响，显得厚重。春节前我接到您的贺年卡后就很想采访您，留下这次采访的录音，并写一篇有关您的文章，与您的画一起发表在我们的刊物上，从艺术的角度、从人生的角度对您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陈：我的理念是一个画家不了解自己，就不能了解世界，就无法工作，你不了解自己，你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古人有云：知已知彼，百战百胜。第一要了解自己，了解我是谁?我能干什么;第二是，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不能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我一辈子都在尽可能地了解自己。我认为，开拓如果强占别人的处女地，就是强奸。开拓应该是在自己领域里寻找被遗忘和荒芜的角落，把它开拓出来，变成美丽的家园。这是我的理念。

　　现在我开始讲我是谁，我是岭南的儿子，我爸爸是南海人，我妈妈是番禺人，我太太是顺德人，所以我是南海的儿子、番禺的外甥、顺德的女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从族谱上获知，明代未年，我的老祖宗从河南开封迁来，我们是舜的后代。我不是客家人，我是广府人，他们的区别不在于源，而在于流：客家人从海上迁过来，广府人从南雄从陆上走过来。我出生在广州，受教育在广州，在广州长大。我认为我的身上拥有了岭南文化三个最本的特点：

　　一、包容性。我本来不是广东人，是早年来广东的人，但我绝不嘲笑后来新来的广东人。广州有2200多年的历史，广州是个移民地区，所以说广州不是广州人的广州，也不是广东的广州，而是中国的广州。广州人大部分都是从其它地方迁来的，广州话的也鲜明地保留了中原人的古代语音，所以格律诗的平仄，讲广州话的人就很容易学会。广东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对外交流的机会比较多，广州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封过关，对外文化交流频繁，这决定了岭南文化具有包容性。我曾描述，广东的文化是个大大的湖泊，湖面很宽，但不够深。虽然广东人比较开放，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彻底，不愿与别人作“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较劲。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广东人，如康有为、梁启超、***、陈公博、孙中山，从他们身上，都说明广东人干事不彻底。广东人比较随和、宽容，这决定了其不彻底性。岭南画派同样也是这样，画派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岭南画派，而叫折衷派，折衷中西。岭南画派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他们是革命者，跟着孙中山推翻帝制改造中国，不再中庸，不再躲在**塔里，这跟鲁迅的思想是一致的，跟****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观点相近的。解放后岭南画派能得到官方这么重视，原因可能在此。这本不是岭南画派的原意，岭南人本身没有霸气，而具有包容性。

　　二、务实性。也可以说重商性，重视商业。如广州起义有个故事，广州人眼看打不过敌人，就用广州话说：“松”，意思是撤，于是饮茶去了。在广州话中，“冲”与“松”是近似音，所以别人以为要向前冲呢，广东人确实很务实。广东人很重视结发妻子，离婚率不高，就因为广东人的不彻底性，考虑很多实际问题。因此广东人有务实性，不会“死心眼”这也是从包容性引伸过来的。

　　三、平民性。在广东为什么很多高级会所搞不起来呢?是因为广东没有“上流社会”。广东人没有北京人那种皇城根下的自豪感，也没有上海人那种贵族的架势。广东人即使很有钱，也很平民化。广东人喜欢吃，这是很基本的东西，不在乎穿，也不在乎政治地位。广东人“宁做小国之君，不做大国之臣”。国内画家跑到北京买房子的很多，但里面极少有广东人。因为广东人有恋乡情结，广东人有平和的心态，很少“扮嘢”这是广东的气候、土壤这些环境决定的，就像植物生长在某个环境一样。作为广东人，我不仅仅爱自己的家乡，而从作人的理念，我太爱广东人了，因为很平和。广东人小富则安，有小国寡民的思想，我觉得这种国民性很好，老百姓做老百姓的事，不要惹政治家的事，老百姓就是过好日子。唐诗有云：“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现在有些人不想自扫门前雪，而是添别人瓦上霜。我们搞民主自由，就是为了解决落实每家自扫门前雪，达到这个目的就很美好了。我曾经跟很多市长们聊天，我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描写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七个字是什么，他们都回答不出来。这七个字其实是唐诗《社日》中的：“家家扶得醉人归”。每家有喜欢喝酒的，让他喝个够，还有不喝酒的家人扶回去，不麻烦警察叔叔，多好!“生活”两个字其实很简单，也很复杂。中国文字中，下面这些字是没有繁体、简体之分的，它们是“人生、生老病死、天地乾坤”。人是不变的，变的只是方式、方法而己。广东人的包容性、务实性、平民性，在我身上都有。

　　我不是岭南画派的代表，只是岭南文化成份显现的一个证明，是其中一分子。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首先是革命者，他们当时所处的背景是中华民族受外国的侵略，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才站起来闹革命，他们那时候不象现在饱暖之后的奢谈艺术，而是更多地关心民生，关心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非要革命而不可，不能躲在**塔里作所谓的“自我完善”。现在和平年代，我们不需要打仗了，但不等于说让我们的战士不干事了。别人老问我是不是岭南画派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我的老师关山月、黎雄才也没有颁个画派证书给我，我没有交派费，没有举手宣誓。岭南画派是宽容的，没有册封，只有气派，就是现实关怀。岭南画派是为生活而艺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根本目的是让我们民族走向复兴和辉煌。解放后共产党很重视岭南画派，其他画派生气了，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说为什么偏爱岭南画派，这都是误解。其实岭南画派用的是民族的良知，当时在那种烽火连天的年代，有这么一批人这样做，现在和平年代，我们就不需要像他们那样整天战斗。当时岭南画派的根本目的是民族的自强，通过对西方的学习，改造我们，让我们进步，可以挡住外来对我们的欺负。从本质上讲，岭南画派是一个革命的画派。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和平年代，不像革命年代要与统治者作对、骂娘，但骂归骂，人不管怎样都应有良知，所以我从来不自认为是岭南画派，也没有人鉴定我是否岭南画派，我也不在乎是不是岭南画派，但我继承了岭南画派的思想，就是现实关怀。我关心生命，关心小草，在我的画里没有孱弱的女性，都是雄性，这并不是对女性的贬斥，因为我的口号是张扬生命、歌颂生命，我不在乎有没有个性，其实张扬生命己包括了我的个性，这是我跟好些画家不同的地方。有人说我是岭南画派的接班人，掌门人、干将，这是他们的说法，我没有这种响往感觉和认可，也没有反对，因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画好我的画。我是南方人的儿子，身上流着南方人的血，我有南方人的热情。我在美国时，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陈先生，你是个热情的生命歌手。”我听了很高兴。我21岁时正在务农，觉得自己想当诗人、画家的希望没有了，就写了一首诗《命运对我说》：“命运对我说，你不必是画家、也不必是诗人，你是生命的琴弦，为了让你发出准确的乐音，那么我只好把你的绷紧”。我当市文化局副局长时，曾经有诗人向我诉苦，说诗人很苦，能不能照顾一下诗人?我说古今中外，有哪个诗人发财过?诗歌从来不值钱，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是当过“公务员”，用微薄的收入来为生而后写诗。诗是人的由衷的喜怒哀乐，不能用来卖钱。

　　王：您是在岭南这块土地长大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的精神上已打上了岭南文化深深的烙印，无论您承认与否，您是岭南人。岭南人的三个特点在您的艺术里面我所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张扬和歌颂，这与岭南画派三位创始人的革命精神相一致。岭南人的包容性、务实性、平民性在您的画中都体现出来了，但更重要的主题是歌颂生命。岭南画派三位创始人的革命精神是画的灵魂，正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陈：我认为他们不只是以艺术的名义，而是以民族的名义、以作为一个人的名义画画。艺术离开人性、离开人的本质就毫无意义。我对艺术的定义是什么呢?人为什么需要体育，因为它能代表人类向人的体能极限挑战。而为什么需要艺术?艺术是能解决人向往自由的一种天生的唯一的通道，艺术可以比较自由，虽然也有局限性，但与政治、经济等其它领域相比，艺术可以更宽松些。人类能通过艺术分享到自由的快乐，所以人类需要艺术。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作为画家，我对社会最大的责任是把我最好的作品留给这个世界，虽然留是我的意愿，但留不留得住要受客观条件限制。我抗拒不了历史无情的淘汰，我没有领袖欲，别人说我是岭南画派的领军人物，其实我不是。但我毕竟还算是“党的干部”，还是广州市的“**干部”，我有很多社会责任，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支持配合社会、政府的工作，包括接受采访。我认为我不是很好的画家，但我是很好的人，因为我有责任感。我在部队与战士聊天时，他们要求我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引用大师的话。我说：我建议大家在人生道路上敢于承诺，并且承担承诺，这是作为男子汉的第一标准，责任感很重要。

　　王：您的性格像北方人，很豪爽。

　　陈：我去过北方，他们说我是北方人;去东北，说我是东北人;去山东，说我是山东人;去西北，说我是西北汉子;去新疆，说我是维吾尔族人;去哈萨克，说我是哈萨克族人。在内蒙古草原上我跟他们喝酒，我的酒量不能跟他们比，但喝死在草原上是我的骄傲，但我没有喝醉，而是喝好了。

　　王：您能走出草原真不容易，草原上的人是很能喝酒的。

　　陈：去年我跟中国美术界代表团进草原采风，刚好碰上我的生日，他们在欢迎我们的宴会上值便也为我庆祝生日，请我讲话。我当时喝了酒很冲动，就即席作了一首诗，表达草原给我的印象——白云与青草亲吻，野花配上了天的胸膛，马在我心头奔腾，人与浩风同行。

　　王：咱俩是同龄人，我们这代人在社会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非常奇特的一代人，这一代人里能够有成就的不少，他们的经历非常坎坷。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对于您，作为画家来讲，是否给了您很丰富的灵感?

　　陈：这是我的底气。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就没有今天的我。我现在参加同学聚会，我感觉很苍凉，凡是当年留在城市的同学当时是很幸运的，但现在……，相反下农村的同学不管怎样，直面现实的自救能力很强。我们不渴望艰难，但艰难毕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这代人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利他，但现在很多人利己，利己不是不对，但重点应放在哪里。“我”的概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你”、“他”和“她”，我是相对于别人而存在的。的确，艰难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抵抗力。

　　王：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与我们同一代的名人说：“有钱难买少年穷”。少年的贫困对一个人来讲是件好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些人在年轻时受过那么多锤打，将来在事业上一旦能够走到一个高度的话，你对生活的体验以及文化理念、理想内容都会非常深厚。

　　陈：我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1982年，我爸爸被一位实习女司机撞成粉碎性骨折，在医院躺了7个月，他临死前说：“那个姑娘也很命苦，撞我不是她的本意，她跟我无怨无仇，你不要起诉她，这是你爸的命。”我爸爸很善良，我们的父辈就是这种有良知的人。我的干女儿写信给我，说：“有干爹的指引，我所向披靡，感谢干爹”。我说：“你错了，不要让谁来指引你。”我告诉她要培养自己的良知， 就要多读书，保持善良的心态，悲天怜人，你就会成功。

　　王：你爸爸给你留下的就是这些东西?

　　陈：是的。我曾写了篇散文《爸爸教我做春天》。当时我们一家人下放到农村，春天来了买不起花，爸爸叫我们去捡一个枯树回来，我们把小纸片染成黄色、红色、绿色，剪成小花朵，再用针缝在树上，一个枯柴变成一束灿烂的花。我爸爸说：“花虽然是假的，但它是我们亲手做的，比真的还真。外面的春天是真的，但不属于我们，家里的春天才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我爸爸留 给我们的财富，他教我们如何做春天，教我们做个善良的人。

　　王：您母亲还健在吗?

　　陈：我妈妈去年去世了。她也很善良，爸爸去世后，我叫她再找个伴，她还骂我。我妈妈去年愚人节去世时，因为她平时很低调，我没有发讣告。为了对亲戚朋友表示谦意，我写了篇名为《母亲》的文章。送别母亲的那天，我上午在羊城晚报参加岭南文化研讨会，下午要赶去送别，我就把这篇文章交给主持人，说明早走的理由，结果这篇文章后来在羊城晚报刊登了，成为一个令我自豪的讣告。

　　王：您父母给了您很多东西，他们生下了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影响的人，他们因您而不凡。

　　陈：您过奖了!黄宗英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和我妈妈，我很感激她。

　　王：您在农村待了多长时间?

　　陈：我在农村待了10年，我太太待了17年。我太太是在我读研究生毕业，在广州画院工作后才回广州。当时她很不愿意回广州，但我要考虑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而且我的事业在广州，所以我太太哭哭啼啼地跟我回广州。我们都太感激故乡给我们的呵护和启迪。

　　王：我觉得岭南画家与北京、上海的画家在画风上有明显不同，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是革命者，他们首先有一种追求进步，追求理想的信念。

　　陈：他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民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

　　王：您这一代的岭南画家是否继承了这种精神?

　　陈：我不知道，我不研究别人。

　　王：您画的马奔腾向前，很有生命力。

　　陈：马不是我的代表作。我的风格是张扬生命，我画的东西都有生命力，甚至连地上的花瓣都有生命。有一首古诗说枫叶：翻飞不肯下，尤然恋故林。我有诗人的心：悲天怜人。我告诉我的学生，一个好画家必须具备四种基本素质：1、保持孩子的好奇的眼。看世界不要世故。2、有诗人的心。很多情，充满怜悯，充满浪漫。3、有哲学家的头脑。能居高临下，形而上地想问题，不要因为小的东西拌住自己的脚，而要从宏观上看问题。4、有工匠的手。一双灵巧、勤快的手。

　　王：“您觉得岭南画家的艺术水平在全国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与北京、上海等地画派相比，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

　　陈：我的确没有研究过我自己以外的其他画家。因为我不是领军人物，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但从我的感觉上，凡是吹嘘什么岭南画派某代传人的，都是很差的江湖画家，反而有些画家老老实实做自己，画好自己的画，有些人老吹嘘自己的老师是谁，而我在没有成就、没有证明自己很对得起我的老师之前，我不会随便乱说。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来使我的老师受委屈。我没学好，不等于老师没教好。因此我绝对忌讳除了我之外谈别人，我也没有时间去评论别人。

　　王：您现在的生活是否有规律?一般在什么时候画画?

　　陈：我现在的生活节奏感很好，早上八、九点钟起床，我喜欢早上的宁静，泡茶、听音乐、看看外面的江景，然后开始画画，中午约朋友吃饭、喝酒。我大概一天三包烟、半斤酒、若干壶茶。我不睡午觉，下午画画、写诗，晚上睡觉前看一个多小时的书。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喜欢看书、写诗、喝酒。

　　王：画家喝酒后更有激情?

　　陈：我的表姐夫是加拿大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我跟他讨论抽烟和喝酒问题。他说：“如果你戒掉烟和酒，那么中华民族就多了一位健康的男孩，但可能少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你自己决定吧”。所以，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生命的长短不一定证期幸福，关键是生命的质量。

　　王：象王羲之等都是在酒醉后才能把内心积累的东西全部集中地表现出来，所以你们搞艺术的喝点酒问题不是很大。

　　陈：我觉得人还是顺其自然很重要。我曾经写过一句小诗：我守不住昨天的朗月，我只能迎接每天的朝阳。作为画家，我的人生是为了自己的真切体验而生活。我的学生写了一本书，他和他妻子、儿子组成的小家庭并不富裕，但生活过得很和美。所以我为学生的书题名为“一瓣心香”，并写了一篇序叫“幸福就是牛腩面”。我的文章大意是，我每次肚子饿时第一个总是想到吃一碗牛腩面，吃的时候满脸幸福，很陶醉，所以说幸福是如此简单。从中我引伸为“生活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你的发现”。幸福不是去寻找的，而要去感觉、去体会、去咀嚼、去珍惜、去珍重的。孔子说：君子居易而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倖。省委提出构建和谐广东，和谐就是放弃自己的偏见，大家求大同存小异，所以我是中庸之人，个性不强。

　　王：您有什么爱好?

　　陈：喜欢诗、书、画、茶、烟、酒和音乐。

　　王：喜不喜欢体育运动?

　　陈：读书时踢过足球，中学时是前锋和门将。我现在不看电视，宁愿看报纸，看电视剧不如看小说。

　　王：您每天在画案上画画觉得寂寞吗?

　　陈：画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有个学生问我：“陈老师，您看看我是不是画画的材料?如果不是，我就不画了”。我跟他说：“这个你可以自己检验，如果你很寂寞的时候想到画画，很高兴的时候想到画画，画画成为你的解脱的方式，你就是画画的材料”。可以说，画画是我的生活方式、生命的形态，我的大部份的人生经历都留在了画面上。它留下了我的欢乐、痛苦。三天不画画我会很惆怅。我不是画画的天才，但是画画是我的天赋。

　　王：您的父母是否给了您画画的天赋?

　　陈：我想是吧，我从3岁开始拿起画笔。我曾写下断语：一个大艺术家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天才在不断的自我启蒙中走向自己的理想人格——天性。在这过程中包括你的自省、自律、自重、自尊等等。

　　王：您对六榕寺熟悉吗?广东画院最早在这个寺里。

　　陈：我原本想过出家，大前年去罗浮山住了一个月，后写了一篇文章《空门一月》，其中有句话，穿起袈纱愁更多。

　　王：六榕寺最早是画馆，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也曾在那里画画，他们画画并不是为了卖钱，而是把内心的感受用笔墨表现在一张张的宣纸上。

　　陈：我对自己的要求可以概括为16个字：率性为之，守住自己，张扬生命，道法自然。

　　王：画家60岁是最好的时候，60岁之前是积累，将来60岁就是厚积薄发的时候。

　　陈：看命先生说我有86岁。

　　王：一个艺术家60岁之前是积累，60-70岁是艺术的鼎盛时期，对笔墨的运用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陈：能成功的有两类画家，最穷的有梵高、最富的有张大千。我属于中间的，因为我要顾及生活，顾及我的家庭，成不了什么大师。

　　王：您现在已经声名鹊起了。

　　陈：我这个人是意志坚定，感情脆弱。我当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时候，局长问我想分管什么，我说分管最穷的群众文化吧，因为这比较适合我。其实我并不想当领导、也不是当领导的料，感觉很累。我1988年就当中国美协理事了。中国人这么多，中国的画家这么多，如果中国数100个画家能居然能数到我，那我就很高兴了。还要去争、去计较什么?

作者：王恩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