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不是一种新的风格流派，也不是形式的创新。在此之前，艺术的形式上的创新几乎已经被全部实验了一遍。当代艺术不排斥任何已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一切都可为他所用。重要的是作品与当时的时间、地点、事件、空间等现场是否有特定的、紧密的发生关系，以此能够传递出非现场性所不能做到或不能强调的效应。

曾经关于当下的艺术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美术馆的展览中，在很显眼的位置发现了一只提包，是很正式的类似公文包的那种。正正的放在了一个有光源（灯或是窗）的正下面，四周空空荡荡的，正好形成一个对这个公文包的气场。这时渐渐就开始有人围拢过来，先是看了许久，随后便有人讨论起来了。“当今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太快了！”“突显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如何寻找自我价值？”等等…    就在人越来越多，讨论越来越激烈之时，人群中钻出一个人，拎起了公文包转身就要先走。“哎，你干什么？”“对不起，我刚去了卫生间，就把包放在这了。”“………………”众愕然，这个地点果然距离卫生间很近。

这个故事口口相传的时间是在中国20世纪末的时候。那么我们先不考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这个前提下仔细想这段故事，会发现它是在调侃当代艺术的随意与不可分辨的含混界限，事实上也达到了其目的。不过，如果再从逻辑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故事实际上说明了当代艺术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是当下性。首先，公文包随意摆放的地点是在美术馆里一个有光、看似很有气场的地方，四周没有干扰，一切注意力都在这个包上。这说明他有意无意的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地点，并与此地点发生了的关系。其次，这个“展览品”是一个现成物，很多人们都在用，跟人们丝毫没有距离感。但把这个现成物放在美术馆里，有光、有空间，从而产生了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使人们对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现成物进行重新的审视与思考。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当下性与在场性所产生的异化。从这两点来看，这与杜尚在美术馆里摆放进一个小便池做为展品是多么的相似。但看似极为相似，实质上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发现，杜尚的作品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多么的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人们是多么不可接受、不能理解。由此产生的社会反响和激烈讨论是这个公文包不能比拟的。那么，在公文包的“展出”中，人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现成物在展厅出现的观念性价值，所以不觉得惊愕，反而开始思考和审视其意义。那我们会假设，如果用杜尚的小便池替换这个公文包后，还会有像在原先那个时代所带来的巨大效果吗？这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强调其时间性和当下性的原因。但当这个人拎走了公文包，宣告这就是个观者的一厢情愿时，观众的思维和心理像座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时，这个“作品”又发生了异化，是否定之否定。这才是这个故事或是“作品”最值得思考的关键。

现在我们做另一种假设，如果这个事情在美术馆里真实发生，我觉得把这些在“作品”面前思考的观者的全过程用影像记录下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个故事或者是现象产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化讨论与发酵，再发表公开申明，申明这个“作品”是有意而为的，而这全部的过程（包括“故事”的传播与议论直至声明的那一刻）就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时，这个装置作品就转换成了一个行为艺术，并再次否定了之前的否定之否定。这该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当代艺术作品啊。所以我相信，如果这个“作品”是有意而为，这个“艺术家”也会认同我的观点。2014年发生的“李宝玖同学退学事件”也许就是类似行为艺术的现实翻版，难道不是吗？或也许真的不是，只不过是单纯的对一种现实现象的不满与愤怒情绪的直白表达，并借助了现代传播手段使人们了解他的困境与尴尬罢了。

 

2014/7/31

作者：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