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收入我的绘画形成、发展、重构三个阶段的作品，同时也收入了我创作方向形成时期的部分诗歌习作，那是我艺术思想形成的佐证。
　　一
　　1987年至1990年在武汉读研究生期间，是我的艺术风格形成的时期，一个艺术方向初步确立的时期。
　　武汉曾是85思潮的中心之一。就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个重要时期一样，在艺术方面，它又一次成为风云际会的中心。
这三年，是85之后相对沉寂的时期。但那里的空气中依然激荡着某种兴奋，我被它唤醒了。被唤醒的我没有去追逐现代主义的风潮。南方的激情点燃或照亮的却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异乡人内心久已蛰伏的对永恒和崇高的深深敬意。
　　当然这个过程是艰难的，我沿着西方美术史回溯而去。从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艺术到文艺复兴，其中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我发现，这种传统一直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的艺术之中，当然包括在近、现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并不完全是在被“现代性”的“双刃剑”威胁之下的无奈和逃避。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怀，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赞，一直是照耀人类精神世界的璀璨星光，它总会使我们的生存变得深沉而庄严。假如我们想远离颓废，假如“美”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我们就应该去接近崇高，接近永恒，那样才能使我们超越时空，才能使我们在时代的贫困中讴歌时代的神性。
　　人类是唯一能在历史上留下声音的生物，他们用自己的理性精神传递着在与命运搏斗中体验到的豪迈和感叹，也传递着他们一代代积累的高尚情感，比如正义、理想、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同情之心和怜悯之心，以及爱。这些具有悲壮色彩的、永恒崇高的意志，也许正是我希望努力接近的古典精神。我并没有为日益变换的世界惊恐，我一直追问的是：对人类来说，不变的是什么？
　　阅读也在支持着我，荷马史诗、但丁、歌德、叔本华、弗洛依德、尼采、海德格尔，鲁迅以至于老子、庄子、屈原以及当时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种种思潮。他们并没有为我具体指出方向，但他们培育着我的情怀，使我坚定。
　　先生们的学识品格自然引导我前行，杨立光、刘依闻先生对朴实品格的追求和对社会中普通人的深情关怀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尚扬先生作品中洋溢着的胸怀和气度在感召着我，我理解先生对艺术崇高品格的不懈追求，我一次次揣度着先生穿越黄土高原时内心的苍凉和激越。　　　　  
　　这期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友人的圈子，那些青年精英中不乏深刻敏锐又才华横溢者、博闻强记口若悬河者，每次聚会都充满了充沛的热情。随着这些思考我记下了不少可以分行阅读的文字。作为诗，我不知它的文学价值，但肯定的，是我心灵的真实。
　　这期间，我画了以《若木》《陈述》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我基本沿用了古典油画技法，选择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人和环境。为使画面出现抽象广义的、甚至是哲学意义上的人、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历史的关系，我采用了一系列归纳、概括手段，直至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努力使其具有形而上色彩，使其接近我认为具有古典精神的理想。
　　二
　　此后，我离开武汉，回到河北。
　　对第一阶段的风格有过一段短暂的延续。之后，开始了我的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一个绘画语言发展和蜕变的阶段。
　　我认为，应该逐步减弱我的绘画中的文学性，应该锤炼绘画语言的“表情”，使其脱离对古典油画语言的依赖，从而增加现代人对我刻意追求的“古典精神”向往的立场。这期间我创作了《人与织物》《人与红雨伞》等一系列的作品。在绘画语言上进行探索是一件艰难的事。我试图在具象的原则上，加强色块之间的穿插、渗透、相互辐射，加强对色块、色斑、团块的主动运用。我认为，对绘画语言主动地运用，则会更加鲜明地显示作者对理想形象主动判断、表达，才能在语言上更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立场与态度。
　　三
　　第三个阶段是我绘画语言变革最大的一个时期，一个绘画语言重构的时期，重建独立的绘画秩序的时期。
这期间我画了以《远行》《歌唱》为代表的，以人群为基本构图的作品，作为语言研究，也画了大量的风景。
　　我试图在基本具象的人群外形中建立一个理性的抽象结构，设置这个结构是自由的，它游离于画面抽象结构和人的形体结构之间，而它又形成一个严谨有力的构成，成为画面的结构支撑。另外画面彻底摆脱西方绘画的三维空间，却又建立另一个空间：笔触和色层之间的空间。为什么抽象，这是我一再向现代主义抽象绘画追问的一个思想，我告诉自己，建立的这个秩序，必须是为强化我的精神追求服务的：自由，是产生想像力的手段，是东方式的思维，整体感悟对象的意向手段；理性，应该是重构秩序的原则，这个秩序建立必须是坚定而不容置疑的，是西方式的科学精神的手段。自由和理性在画面的冲突和融合的矛盾统一，将是骨与肉的关系，是雾与山的关系。而这些综合语言的表情，是主动地去接近我对绘画中永恒和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的。
　　自由是一种向往，理性是一种制约。自由与理性，这个近现代社会社会革命与进步的双桨，一样存在于我的绘画之中。近现代大师的绘画给我以重大启发，塞尚、毕加索、勃拉克、贾克梅蒂、塔马约以及黄宾虹、董其昌、八大山人等等。我分析他们作品风格形成的原理，综合他们的贡献，接受他们给我发展的可能的暗示。因此，我绝不会成为他们某种风格的因袭。
　　我相信，摆脱用具象手法形成象征意象的手段，应用抽象化绘画语言去表达，会使作品显示纯粹精神化的品格。
　　四
　　面对当代众多创作方式、众多绘画风格，我不断地拷问自己，并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应用非架上绘画的具有种种革命性的艺术手段，开辟了艺术的新领域，使我敬畏，但我不会那样做。我相信，绘画将永远是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需要；
　　对当代生活具有鲜明批判精神的、观念型的，社会学工作方式的创作，是我敬佩的，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忠实于我的理想，我认为艺术中必然会存在具有鲜明精神形象的、诗意型的、语言学工作方式的创作；
　　应用现成语言方式直接鲜明的表达，作品明白透彻，容易被理解承认，是我羡慕的，但我不会那样做。我既然选定我的方向，有深度的思考和表达及有难度的工作，对我更有吸引力。
　　追求自由的、以“神品”“逸品”为最高理想的创作，作品会使人愉悦，使我景仰，但我不会那样做。在荆棘中跋涉而留下的艰涩履痕，是否也具有美感？
　　我不奢望在创作中获得多少欢乐，但我会在接近古典理想的艰辛工作中，感到欣慰。　　 
　　　　　　　　
2004.6

作者：徐福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