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九十周年院庆举行的大展“石渠宝笈特展”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人们在排队欣赏《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也关注到了许多珍贵展品上的印章，特别是乾隆皇帝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印章，更是被人戏称为在名画上制造“弹幕”。

　　其实，历代收藏书画的人，都喜欢在收藏的作品上钤盖图章。如果收藏者恰好又是一个书画家，那么他所钤的印章就会更加考究。《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记载，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有图章108方，而书画家中，高凤翰有190方。

　　晚唐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一书中，记载了最早收藏钤印的人是两晋时的周顗印。只是在唐之前，主要是在古画装裱的背面或者画幅外、卷轴拖尾处签署收藏人、鉴识人姓名。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摹本盖在画幅内的，比如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由于印鉴都不在画幅内，后来的收藏者再次收藏的时候，往往会裁掉前者印鉴部分，换成今人的印章。

　　唐朝时，鉴藏印已经钤入到书画本幅内。唐时冯承素摹本的王羲之《兰亭序》，正文的前后骑缝处钤有唐中宗的年号“神龙”长方印，而这种做法的最初原因是为了防止鉴藏印鉴部分被不断更换，钤印到画幅内，则无法割换，可以永远流传下来。至于在画上题款，则是南唐后主李煜首开，他当时在所收藏的古画和画院学生所做的画幅上常常会作题款。

　　北宋时的一些画家，比如崔白、郭熙、李公麟等，也有在画上写上简单款记的习惯。他们一般写的是姓名、岁月等不多几个字，有时会写上图名，他们大多会选择用小字写在边角或山石、树干上等隐晦的地方。比如崔白的《双喜图》，在最右边的树干上会写着“嘉祐辛丑年崔白笔”八字;再如郭熙的《早春图》中，画的左侧中部一个树枝下用小字写着“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八字。

　　至于将制造“弹幕”发扬光大并且固定下来的则是宋徽宗赵佶，几乎在自己的画上无不提款钤印，前人和他人的画上也基本不放过，都要加写题款、钤入书画本幅内。宋徽宗在政治上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在艺术上却着实是一位天才。没做皇帝之前，赵佶就非常爱好书画，经常与驸马都尉王诜和宗室赵令穰等画家来往。即位后，凭借着君主的权力和地位，用尽各种手段来满足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和享乐。徽宗广收天下古物与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且于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设立画学，将其纳入科举考试之中，用以招揽天下的画家。在他的主导下，皇家御府的书画收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般而言，写在书画、碑帖、书籍前后的题记文字统称为“题跋”。从传世的徽宗“御画”和“御题画”来看，徽宗将画上的题款变作常例，更使其成为画作上应有的一个内容。如。《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两幅画上，都题有五言绝句诗一首，并题“宣和殿御制并书”一行。至于比较有名的《杏花鹦鹉图》上，在画前提上的诗序占据了画面的一半。

　　徽宗受到唐朝一些收藏家在古书帖前题写标签以及南唐后主李煜在无款的古画上补充画家和作品名款的影响，在他内府收藏的多个前人画卷前都会写题签，或者在画幅中加写题款。此时徽宗的心态大概是因为已经习惯画中必有题字，看到古人的画面无字觉得有所缺陷，于是就主动替古人补充写上了。

　　徽宗在补写题款的时候，并不破坏画面的构成。比如在唐韩幹《牧马图》中，骑马人、黑马、白马都面向画面的右侧，徽宗在图左侧书写“韩幹真迹 丁亥御笔”八字，下方印有花押“天”字。这两款字不仅不会妨碍画中人和马的视线，反而与其墨色轻重相对应，为画本身增添了张力，显得更加饱满。

来源：华夏收藏网-藏趣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