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谢英俊及其团队提出的为70%的人盖房子的口号下面，包含着一个值得关注的与现实操作路径相关的议题：在建造、展示、社会被隔离的现况下，如何联合起在地、媒介、运动，共同推进并突破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将建筑视作社会运动经由在地建造而来的副产品，将规划视作为展示经由媒介传播而来的群劳作，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在地建造”这一概念及其中蕴含的潜能。

　　关键词：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在地、建造、地点、全球、政治、社会世界

　　Architect without Architecture、Local、Construction、Site、Global、Politics、SocialWorld

　　1. 重申：展示中的“重申”

　　2010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国家馆的金狮奖授予了只有七十万人口，由三十三个小岛组成的巴林王国(kingdom of Bahrain)提交的展示案：重申(Reclaim)[1]。这一由巴林文化部辖下的建筑师公会联合策划的“重申”，摆放进“威尼斯”现场的三栋渔夫的渔寮、访问渔民的录像作品以及对巴林目前进行的持续到2030年的海岸填海与都市更新计划的调研和分析，能够得到评审团的肯定，从庸俗的性价比指标来看，这无疑是对同期展示的那些充斥着高科技多媒体奇观效应的国家馆大制作们的讽刺。

　　如果我们只关注评审团对其的评语“将建筑的形式转换成海洋是公共空间的工具，以出色而谦卑的手法，强烈响应此次策展的主题”，而忽略了这一“建筑师”的工作是藉由展示系统，才得以出人意料地引发这一讽刺效果的话，那么在媒体图像传播中的三栋“渔寮”的形象，正如此次展出的主题“在建筑里相遇的人们” (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那样，更像是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论述，添加了一个简化的注脚。

　　“重申”算是对2000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多一点伦理，少一点美学”的一个迟来的切实回应，也是对全球化明星建筑师风潮之前的人文主义的扼叹和挽回。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库哈斯，在其2000年普利兹克奖时的发言中，早已发出了如下宣告：“这样的建筑学不出50年就要完蛋了”，如果说这是他对建筑界的一种有意识的终结，并意图开启一个建筑(师)的新的政治时刻的话，那么十年后的巴林馆对“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重申”，似乎只是一种宽慰，它无意识地为建筑界留下了一段“建筑(师)的政治”的空白期。

　　对这一参展案例的阐释符合了当下社会伦理的认同，但是不管怎样，“没有建筑师”对“建筑师”的翻转仍然有赖于位于权力结构内部的对立，并且只是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样一种展示机制中的一次重复的肯定。它的获奖首先更能够证明的是，展示空间与社会空间平行关联，却不知道能否对已受限于社会、市场、政治、项目、教学等建制的职业建筑师们给出正面的回应：通往未来的建造之路究竟何去何从?如何超越这一特定的展示空间，并进而将其真正地转化为社会空间中的行动?

　　让我们回到朗西埃在1996年的《政治的十个主题》的开篇，他是这样界定何谓“政治“的：政治并不是权力的实施。政治应当从其自身被界定：作为一种由适当的主体付诸行动，并符合一种内在的合理性的特殊行为模式[2]。由此，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现实政治不同的是，朗西埃认为对政治的思考应当与对权力的思考相互分离，并且政治的行动是在相背离的事物之间的关联，只有这样，政治主体才得以被思考，而不是相反。面向这一政治的主体，是通过“对一种行为模式以及此种行为相对应的后果的参与，才得以界定的。”

　　那么对于建筑(师)的政治而言，并不只是在“建筑师-没有建筑师”这一在展厅这一界线内外的翻转中就可以被重新界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建筑(师)的“展示”应当是建筑(师)的政治对“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一次更为彻底的翻转——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并不是就其主题与内容上的选择，而是以其展示的政治形式向社会重构的政治关联推进。

　　2. 建造：社会部署中的在地

　　2011年的10月，“社会更新论坛”圆桌第一期[3]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十几年来的实践为个案，展开了连续四天的内部对谈。论坛从两组问题出发：一方面，谢英俊及其团队此前(究竟)在做一件怎样的事情?怎么做的?未来还会有怎样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国内目前已经出现的，尤其是来自建筑业界的，各种对其实践的赞赏、质疑、反对的批评观点?如果我们将这两面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与 “在地建造“密切相关的一个命题：如何从引发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特定的社会脉络中，看待当前在不同区隔的地缘及其具有差异性的政治体制之间跨越的建筑(师)的潜能?

　　有必要先对谢英俊在“人民建筑“展出前言中提到的四个关键点，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与提升：“开放“的，并不只是建筑的生产体系，而是作为人的政治本能的“建造”，“简化”的不只是建筑中的构造节点，而是社群中的人与生存环境更为直接的关联，探索的“原型”并不只是居住聚落的形态，而是社会的再组织方式，“互为主体”的，并不只是现实社会活动中的慈善和参与，而是相互召唤的主体化过程[4]。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并不只是一项在地的建筑计划，而是放在整体社会部署中的一项需要不断调整的系统性的计划。它是共通焦虑中的热情，或者说是这一历史时间段中的征兆。如果可以更理论地去看待在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中不断对之前工作展开的总结和反思，那么这正是一种“过程”中的建筑师的政治，它要求我们以社会总体的视野去等待它的将来，而不只是从建筑学科的角度向前追赶并加以论述。

　　例如具体到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中的一项特殊内容，对轻钢龙骨体系的运用与改良，的确是在现成的技术条件下，非常行之有效的实施战术。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更应当关注“轻钢龙骨”作为这样一种隐喻，意即建筑师在目前已经确定的建筑生产方式、社区的总体规划以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中，还能够借助怎样的技术手段，去寻求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实践，与那些把自己的工作事先定位到一种已有的观看机制之中再去解决问题的建筑师，明确的区别开来。

　　从其实践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尤其是针对“建造”而言更多的启示，正来自于谢英俊对“建筑师”提出的一个重新奠基的决断：如果建筑师并不只在意一家一处，而是“一次设计”一万户，那么应当如何建造?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去问谢英俊为什么要去那些灾区和乡村?而是要反问我们自身，谢英俊及其团队所要实现的理想和开展的实践，在今天为什么已经不得不去那些地方了?这是对其实践的“人道主义“赞许的厘清。在此基础上，从“为什么不得不去”反观并没有可能去到那些地方的建筑师们所身处的机制本身，是对质疑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中的“乡愁“情结的澄清。之后才可能是我们在这一论坛上已提出的诸多新的假设，对于仍自安于城市建设与社会生产供应链下游的建筑师，还能做些什么：无论是针对谢英俊已经实现的案例反对也好，批评也罢，后宜家时期的设计生态应如何转向，知识产权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等等，必然都将回应我们共同需要面对的，将要到来的”建筑师“在社会发展模式更新中的政治主体的位置为何?

　　3.无名者的建筑与批评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援引自鲁多夫斯基的同名著作，这本副标题为“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当时的一次“重申”。在此书之前的一百年左右，就有人士倡导建筑师向乡村的房子学习，但因为当时建筑学内部的讨论焦点仍然以结构与装饰之争为主导，而乡村房子的结构系统并不如所预想的那般明确，所以不久之后这个话题就被人逐渐淡忘了[5]。

　　鲁多夫斯基在此书的前言中，把现代运动以来的城市之错怪责在规划师们已无崇敬自然之心。尽管现在看来，这一指责仍是属于那个时代共通的话题转移打错靶，但是此书依然有其成立的潜在条件，即对现代运动以来的位于资本商品化的建筑生产方式，与“进步建筑师”的个体英雄主义范式裂缝中的“社会-空间决定论”的质疑与系统修补[6]。

　　今天，这一决定论并没有如其所愿的退却，恰恰相反，“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其自身也成为了这一决定论侵入日常生活的隐匿通道，或者更关乎建筑趣味的陈词滥调。我们可以从这一词组中的(中文的)后半部分，去理解这一隐含其中的“陷阱”所在，意即在建筑(architecture)和建造-房子(building)之间所做的区隔，不仅无助于“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社会-空间决定论的质疑与挑战，而且，在谜面上取消了“建筑师”的特权，并转换为“无名者”的同时，又将“建筑”的特权偷偷地塞入了谜底。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好的老师和好的学生都知道，师生关系的真相在别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在教学场景之外才被摆平的，他们是被远远多于他们所能想象的确定性所左右的。而建筑师、使用者和建造，同样也构成了这种关系。去成为“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是与里克沃特曾经指出的“先于建造的批评“一起，在“建筑师”的建造(build)之后的building中，才可能被确认的。

　　在2009年一篇题为《先批评，后建造》的短文中，里克沃特援引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并且指出，“(人类)对语言的使用能力，通过模仿、讨论，甚至是争执不断地提升到更高的层级，紧紧伴随着的正是建造技巧的不断发展。在这一个过程中的持续的对话，如果不被称为是批评，那还能是别的什么?”因此，如果建筑批评试图与当前的社会与知识体系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实践-事件-时间”意义上的“现场”更紧密地结合，那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建筑批评怎样将已有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投入到建筑对未来政治的筹划中去?建筑批评之后又怎样同时为建筑学知识体系与现实政治中的实践做到更多?换而言之，应当怎样以面向“将要到来的共同体”的姿态，去反思建筑批评与建筑创作之间的关系?

　　对历史的回溯而言，最重要的如何从曾经发生的物质实践中去发现被我们原有的阐释压抑的，去发现并回应当下困境中的“不可能”。一方面，回溯并不意味着在非常确定的现实政治的立场中对形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回溯也不是对由政治分析与大众传播扔给建筑的现成内容的撇清。回溯意味着从让建筑物和建筑学变成了任何其他什么的过程中，以及建筑物与建筑学这两者之间又不得不存在的关系中，指出那些值得建筑批评去维护与批判的议题。换而言之，建筑批评就是将“建筑本来只不过是什么?”和“建筑本(还)来应当是什么?”共同地放到巴迪欧意义上的“政治本身”的视野中，去考察历史的过量与不足，从被现有的社会系统塑造成建筑设计的工作流程和建造的行为本身的裂缝中，找到建筑(师)的政治的新条件。

　　由此，对“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一些建筑的创作是‘原创’的?”这样的问题，给出任何一种对风格投入过多关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风格的幽灵”的答案，都会很自然地进入全球化的可能性的拼图中去。亟需转化的是我们自己的提问方式：“在何种条件以及拓展出怎样的条件下，建筑创作还依然可以被称为‘原创’的?”

　　4. 第七种资格：开端的开端

　　朗西埃对柏拉图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七种资格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去解读这一由建筑领域继续维护着其自身边界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再次“重申”，终将意味着什么。在柏拉图那里，前四种权威者的资格是由自然条件以及他所在的特定的社会奠定的：家长对于孩童、年长者对于年轻人、主人对于奴隶、贵族对于平民。而第五种，成为最强大者，可以说是对前四种原则的总括，是原则中的原则，但严格地说也是不可确定的。第六种，则是有知者对于无知者的统治。

　　然而最为吊诡的，柏拉图自己都没有充分展开的是第七种，“神的选择”，即利用“抽签”的方式来指定“开端”。柏拉图在其他地方暗示，这就是民主制，就是抽签的方法，也就是统治的资格的缺乏，一种政治关联的例外状态。它是开端的开端，它是既发出指令，又接受指令的“公民”，正像“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从字面上来看，是一种与建筑师以及建筑学无关联的例外。

　　但是，正是因为“建筑”这一陷阱，当前再取“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论述，不仅容易被反智主义的批评所窃取，而且严格地说，这种批评并不是一种关乎建筑与建筑师的批评，而只是暗地里从建筑学的领域出发，将七、六、五的资格颠倒为由强大者、有知者、替代神的选择的“鉴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将这些素材对象封闭在选择性的审美中，作为一种民主-伦理的廉价标签，阻碍了问题关联域的切实发生。建筑师对此的趣味肯定，使得“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已经成了撩动建筑师自我精神治疗机制的情趣内衣，就如同毕加索说非洲木雕比自己的更“艺术”一样的矫情。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实在无法成为一个可以令人激动起来的“概念”，因为它只是大量充斥着的“现实”，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已。例如由非职业建筑师资质的人员完成的违章建筑搭建，例如由职业建筑师资质的人员套用现成的建筑图纸去建造房子，不仅在乡村的建设中，也多见于建筑市场化的快速运转中。而另一方面，从奇观-媒介装置中涌现出的“建筑作品”越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范围也扩张得越大，即所谓的“建筑师的建筑”被框定在只有它被建成的那一刻，并成为了其最小的、最极限化的话语单位。当前，人们完全可以将那些进入到使用后的“建成环境”，看作是在建筑师的实践中被遗弃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因此，“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群的审美趣味，也不是为了让人们从中获得新的民间智慧或操作法则而存在的。事实上，它彻彻底底的是社会制度中诸多问题，例如土地、劳动、阶层、金融资本等等的显现，以及目前的建筑专业机制失去其政治动力的病灶。

　　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中投射的趣味以及在“公民建筑”中投射的伦理关怀等等，与朗西埃、巴迪厄等人批判的“政治哲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以一种特有的模式去“接纳”并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奠基，但是，正是在哲学对政治世界的描述中，政治哲学实现了这种对政治争端的消除，即它只是(某)一种政治，而并非“政治本身”。某种政治是一种特殊性的政治，但是在某种形式下，将自己装扮成普遍性的政治，它以这一从拒绝到接纳的次第的循环代替了政治本身的构成性[7]。

　　简化地看，“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也正在构成这样一种自现代主义以来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循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再次提出让建筑师们去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如何鉴定“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等等这样的问题，而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来自职业分工的建筑师的对此的回答，已经远离了当下的建筑学的知识生产与建筑师的危机本身。

　　那么在这一“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现实中，回到城市的建筑师还能怎样?塔夫里在六七十年代就反复强调，建筑师不用在这个问题上想得过多，并借此搞出所谓的“进步的建筑”。当前的情境转变的重点在于，整个建筑的生产条件，更包括对于生产“建筑师自身”(作为明星品牌化)的条件，在奇观装置中被刷新了:“建筑(师)”并不只在城市中，也在展示中[8]。应当指出的是，这仍然只是现代建筑运动遗留下来的建筑历史的发生框架，只不过在当下更偏向于展示而已，它并不是当下才涌现的全新现象。

　　[1] “华语世界的媒体多翻成拓荒或开垦，然而我觉得这里理解成取回，重申更为恰当”，黄孙权对该参展作品的标题“Reclaim”翻译的看法，详见“在建筑(与国族)里相遇的人们-记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2010年9月30日)，《破报》， 亦可见” 当建筑成为展览 终而只剩展览 -记两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本文沿用了黄孙权提出的译名。

　　[2] 详见[法]郎西埃.政治的边缘. 姜宇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3] “社会更新论坛”是由王家浩发起的，圆桌第一期特邀许雅筑(台湾)联合策划，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举办，来自台湾的谢英俊、汪文琦、黄孙权做了三场公开讲座，以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十几年来的实践为个案，从不同的维度和批判视角进行了表述和深入解读，并与与会的其他学者和设计师展开了连续四天的内部高强度对谈。

　　[4] 详见王家浩. 社会更新论坛圆桌第一期讲座导言. 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12期

　　[5] 关于此段历史的粗要论述，可见[英]彼得·柯林斯，《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中的第12章“折衷主义“，英若聪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柯林斯认为帕蒂特引入的“有生命的建筑的基础是我们普通的或乡土的建筑”，毫不夸张的说，是在近百年内提出的最有说服力的思想之一。

　　[6] “正统的建筑史强调的是建筑师个人的工作，而本书则关注公共的事业”。伯纳德·鲁道夫斯基.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高军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7] 详见[法]郎西埃.政治的边缘. 姜宇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 有关从商品到品牌的转变及其客体的媒介化效应，可详见[英]拉什 (Lash,S.) ,[英]卢瑞 (Lury,C.) . 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 要新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王家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