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界面”和“界面效应”是四个可以分开理解的概念。“界”和“面”在日常生活和哲学层面非常普遍。“界”有边界的意思，边界是众多信息汇聚的地方，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论意识。“面”是有限性和相对性，因此每一个领域才获得了其自身的规定性。

这个展览是已经持续推动了三年的研究项目，在整体学术脉络而言，涵盖了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家这个群体的创作状态，反映出中国抽象艺术现状的基本框架与样貌，为研究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的历史和生态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与大量的资料。此次展览中青年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涉及架上绘画、雕塑、装置和数字媒介等多媒介艺术领域。

21世纪以来经济、科技、通讯等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消解了中西方艺术家看待世界的差异性。对于抽象艺术而言，不论它复杂的发展脉络，还是面对未来可能会形成的状态，今天的抽象已经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或流派，它是游离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语言形态。这种语言形态包含了艺术家对过去的思索、对当下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判断。从这个角度谈及的抽象问题，已经不只是视觉形态的抽象，而是不同时代中国艺术家反映出的个体语境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和多样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谭平

界面Interface产生于互联网即时通讯来临的时代。界面描述了人机系统以及物质事件和精神事件之间的接口关系和交互状态。界面是集成了人、事物、现象、技术、空间、时间等要素和因素的一个文化复合体。而界面效应更像是德勒兹所指的Becoming，表示这个文化复合体的交互、持续演变，一直没有达到未来的一种状态。界面效应所对应的中介系统中，事物不是本质的，二元固定的，是持续演变，是持续在Becoming一种内在性的不断生成状态中。界面效应既是差异与分歧之所在，也是沟通与融合之处所。

借用“界面效应Becoming”这个概念作为此次展览的主题，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思考，以及尝试研究的可能性视角和空间。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与生态研究”项目而形成。2018年该项目以中国抽象艺术多媒介研究作为观察点，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切片，以专注而又开放的视域来面对这个领域的现实状态和当下问题。展览试图在尝试恰当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推动青年艺术家自我更新、自我批判，自我生成的能力。这个展览是站在国家这个平台上朴素的致力于建构学术研究日益崛起的中国视角与价值体系迈出的步伐。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刘燕

△ 唐骁，《铁瘤》，100x100x51cm，铁、锌板、丙烯酸溶液、漆，2016

△ 杨熹，《Untitled》，100x80x40cm，织物、绳、塑料、钢，2017

△ 谭天，《Marianna Uutinen + Pat Steir + Jitish Kallat》，

215x300x38cm，布面丙烯、石头、缠绕膜，2014

△ 闫博，《无题》 ，245x125cm ，综合材料，2017

△ 马秋莎，《沃德兰－舍宾肉》，水泥板、尼龙袜、木板、树脂、铁，123 x 245 x 5.5，2016

△  杨心广，坏土2号，120x240x3cm，综合材料，2018

△ 张增增&未琢文化，《造物》，尺寸可变，脑电波意念控制器、屏幕、摄像头、墙体、玻璃钢，2016

△ 张帆，《急就章第五组之三》，400x200cm，布面丙烯，2016

△ 吴鼎，《only when people are ignorant about the reality can they reach him as infinitely close as possible》，14'57''5Edition+1AP，影像，2016

△ 周钦珊，《我触摸到声音的骨头》，16+4幅胶片，胶片，2018

△ 刘文涛，《无题》，200x200cm，布面铅笔，2017

△ 李涛，《酋长》，175.5x326x9cm，铝、氧化铝、刨花板、纤维板、ABS塑料、丙烯颜料、氟碳漆、不锈钢，

2016-2017

△ 吴梦诗，《四个袋子》，120cmx120cmx10cm，

动态装置、铝、弹簧 ，2018

△ 陈锦潮，《源》，460cmX 460cm X100cm,

墨，木头，水缸，2014

△ 陶都罕，《斐波那契坛城》，尺寸可变，装置，2017

△ 邓悦君，《呓语》，尺寸可变，铁、LED灯、电视，2015

△ 李消非，《Assembly Line-No.35》，4分30秒，彩色高清视频，2014

△  洪启乐，《鳞》，尺寸可变，数字影像，2017

△ 任远，《commit》，1分16秒，数字影像，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