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与生态”项目之“界面效应Becoming”展览，在今日美术馆3号馆正式拉开帷幕。阴雨天没有抵挡住观众的热情，络绎不绝的观众到馆观展。此次展览以“中国抽象艺术多媒介研究”做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一个切片，打开多角度讨论的窗口。

界面这个词语普遍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界面Interface产生于互联网即时通讯来临的时代，在2002年以后的《辞海》中增补为：物体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界面研究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各个学科，界面的存在方式是无限的。界面的概念由来已久，描述了人机系统以及物质事件和精神事件之间的接口关系和交互状态。哲学所理解的界面就是世界存在与发展的中介系统，是现象表达与体现的场所，也是被人类体现与交往的对象。界面是集成了人、事物、现象、技术、空间、时间等要素和因素的一个文化复合体。而界面效应更像是德勒兹所指的Becoming，表示这个文化复合体的交互、持续演变，一直没有达到未来的一种状态。界面效应所对应的中介系统中，事物不是本质的，二元固定的，是持续演变，是持续在Becoming一种内在性的不断生成状态中。界面效应既是差异与分歧之所在，也是沟通与融合之处所。

借用“界面效应Becoming”这个概念作为此次展览的主题，主要是基于引发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极深研几的又一次思考，以及研究的可能性视角和空间。这个展览是在文化和旅游部大力支持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持续推动的：“中国当代艺术现状与生态研究”项目而形成。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三年，该研究项目以中国抽象艺术研究作为切入点，不仅仅是展览的形式，同时在展览的基础上征集、整理、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建构和完善数据库，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重要数据库，并持续形成相关的出版物。力求以多维度思维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和研究的可能性空间，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平台。2018年该项目以中国抽象艺术多媒介研究作为观察点，通过对中国抽象艺术发展的梳理，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切片的呈现，以专注而又开放的视域来面对这个领域的现实状态和当下问题。

△ 展览现场

20世纪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引进与发展理性主义及其“对象化”观念的曲折时代，中国抽象艺术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现象之一，中国抽象艺术的研究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几十年流变中，是隐含在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有机整体所面临的状态和困境之中的。中国抽象艺术的研究不断地陷入中西文化逻辑系统，讨论和研究的焦点始终在“内在”文化和形式的探源，以及对西方评价标准参照体系寻根的尴尬境遇中，再就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中国抽象艺术注入“前卫性”，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抽象艺术在时代的现实境遇中所具有的这种批判力量作为这个“艺术流派”保持活力的唯一途径。在这三个向度的视域中，中国抽象艺术的研究在不同阶段的讨论却同样陷入中国当代艺术讨论的边缘状态和难以突破的维度。诚然，这些讨论都是非常必要和积极的，在这个突围的过程中，很多研究者都怀着学术理想不懈努力着，而能够带来突围的因素却是复杂而多元的。

△  董大为，《尘归尘之今日3》，纸上色粉笔，240X240X100cm，2018

△ 王智一，《格劳克斯》，立体装置，光与影，尺寸可变，2018

△ 杨心广，《剩余体积》，木，220 x 57 x 90cm，2014

△ 陈锦潮，《源》，尺寸可变，墨，木头，2014

△ 张增增&未琢文化，《造物》，尺寸可变，脑电波意念控制器、屏幕、摄像头、墙体、玻璃钢，2016

中国当代艺术形成了自身的发展境遇和逻辑，同时21世纪已经被势不可挡的经济、科技、通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形态所更迭，我们在接受、反思、参与及被他者注释的行进中转向更多对主体的探寻和关注。人类对客体的把握，取决于主体以及大量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复杂中介系统所达到的水平。而这个界面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它本身就说明了世界演化发展过程的联系性和中介性。尤其是近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形态，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高速创新、虚拟即时信息技术、以及艺术博览会机制、艺术市场生态等因素在文化从一般的形态发展为界面文化的过程中起着公共云（Public Cloud）作用。艺术家自身所面临“当下问题”的文化边界逐步被模糊和消解，主体也进入到多线程空间的矛盾和徘徊中，从物质的界面、精神的界面到虚拟的界面，人类感受空间和呈现空间的可能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域。中国当代艺术家恰好与这样的此在情景相遇，人的身体、社会行为、公共活动都被联系在一起，个体被外延出来，艺术家不再追求艺术流派或群体，更加关注个体性的建构和表达。这就如同数据集成在一个特定的比特地图上，而这个特殊的多向度的地图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界面，这个界面要求观看和操作它的人不再持有简单的二元意识，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更像是这个界面中具有超越性的云际云（The Intercloud），肩负的不只是抽象审美和社会介入的问题，而是一种共同的跨经验的可能性。

△ 花形，《无为》，分形算法三屏影像，6'，2013

△ 吴鼎，《only when people are ignorant about the reality can they reach him as infinitely close as possible》，14'57''5Edition+1AP，影像，2016

△ 李消非，《Assembly Line-No.35》，4分30秒，彩色高清视频，2014

△ 陈彧凡，《边界》，布面部份200x150cmx2，装置部分200x16x6cm，布面丙烯综合技法＋厚铁板＋铁丝网＋工业霓虹灯，木板油画，2017-2018

△  梁远苇，《2017.18》，200x250cm，亚麻布上油画，2017

在这个此在情境中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一种自我激活的力量，这种自我激活在艺术现象中的运作是这个系统的内在之物，如同界面效应Becoming所强调持续交互的内在性生成状态。这种逾越了中西对立、主客对立、传统与当下的内在之物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位艺术家内在逻辑的超越之域，是一种在场的“物我不隔”的内在世界。此次展览选择的艺术作品是多媒介的，包含了架上的、空间的、影像的多元化的语言形态，同时在展览期间通过参展艺术家们对“工作方法”的演讲和讨论来试图梳理这种被“视觉和触觉”化的内在逻辑，以及长期以往的、稳定的、坚持不断的创造原则和思维整体性。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同时也试图推动青年艺术家自我更新、自我批判，自我生成的能力。研究角度和阐释系统的生成并不是通过像工具一样“使用”批评概念，而是要将其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甚至融合。界面研究成为某种具有生命力的活体，借助于研究对象主体丰富性的呈现，不断黏附上各种问题和考量，继而呈现出置身其中的“研究领域”。

这个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切片，是寻找恰当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相遇，是站在国家这个平台上朴素的致力于建构学术研究日益崛起的中国视角与价值体系迈出的步伐。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