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柏拉图主义者的囹圄

文：廖紫俨（Cornet）造型艺术研究博士 艺评人

    就像那个逃出山洞的囚徒一般，他的基因里充斥着原生性的探索与冒险。

但不同的是，囚徒最终看到了阳光，瞥见了理想。而他，只不过从一个洞穴逃往了另一个洞穴罢了。

    博林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在身份多元化和信仰流质化的今日，一个青年艺术创作者能够依凭自己的意志将柏拉图主义奉为圭臬似乎不常见了。兴许是因为多元主义解构下信仰的位格缺失，也兴许是经济效益最高化原则下的柏拉图主义早已嬗变为另一种不相关的意义结晶体。一方面创作主体憧憬着那个游移在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观念理想，一方面又窠臼于现世世界的经验桎梏。如此两股精神力量的矛盾共生中，最终创作者便成了六畳一间的堂吉诃德。博林便是那样满怀堂吉诃德精神的柏拉图主义者。

追随罗斯科的信念，他深信自己“没有兴趣建立一种色彩的联系、形式的联系，或者任何其它的联系……我想要表达的仅仅是诸如悲剧、狂喜、死亡这类最基本的人类情感。”[1]学院派的身份背景让他不竭地打磨着自己的艺术本体语言，时刻苦琢着艺术表现张力。但是，他并未流连于此。在对绘画进行多种维度的探索的背后，是他对经验构成的再思考，是他为其艺术理想献祭的肉身与魂灵。理想于其而言，并非那远在理想国度的形而上者，也非艺术缘起的至高存在者。理想就是生活中每一触犹如游丝摇曳的情感涟漪，不断地用艺术挖掘情感变化背后的情感运行机制。或者，更简单来说，理想对于博林而言就是表达，纯粹的表达本身。

然而，理想滋生狂热。对彼岸理想的渴望随着时间坐标轴的延伸，逐渐被异化为具有宗教意义的精神狂热（Cult）。这种近乎癫狂的狂热可被定义成某种程度上的美，一种横截当下时空，深深根植于主体性的生命力之美。而艺术便是这种狂热的衍生品，对于内在信仰的极度渴求长期不得已满足，力比多无处得以宣泄，如此长期一来，精神长期濒临崩溃状态。这样，一种无法明鉴主客，现实与理想，现在与将来的独立位格缺席的情愫得以出场。这便是狂热。

但博林似乎并没有因为远在理想国度的理想而自陷狂热。相反，在这个层面来看，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柏拉图主义者。他对于生命经验和创作并非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般迷狂，也没有德勒兹所描绘的创作歇斯底里症。于他而言，是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冷静旁观与独立思考。对于艺术理想，他更多地表现出客观的怀疑，或者更直接地说，悬搁理想。作为一位具有相当思想厚度的青年艺术家，他依然深深感受到一种无力的迷惘，一种典型的创伤症候群，一种精神痉挛后的心理冷却。典型学院派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在他身上刻烙了太多的瘢痕，当学院派艺术直面当下艺术现实和社会的双重考察时，他触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阴郁，否定，质疑和排挤……在观念艺术和抽象艺术成为主流审美的当下，表现性的艺术似乎逐渐沦为光怪陆离。深陷艺术共谋的囹圄时，一个理想至上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炽热，被急速冷却成冰晶。

最后，对于理想不再是一味相随，而是将其悬搁，进行符号化。他试图慢慢融入当下的艺术语境，跳出自己熟悉的艺术领域转到陌生之境。渐渐地，他开始探索艺术的观念化机制，开始琢磨他为数并不多的生命经验，反复咀嚼其中的意味与深层次的肌理。《风景线》系列便是他的坐标原点。他以实验性精神反思日常经验结构中缺席的关系成分，要求艺术作品去展示其自身独特的真实性或主旨[2]。这种独特的真实性对于博林而言，便是重新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话语体系，一种区别于他人生命经验的观念反思。在反思的过程，重新审度人与人、人与物象、人与社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而剥离生活经验，将剩余的观念成分进行表现性的处理。兴许，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伪”柏拉图主义者试着介入当下现实的权宜之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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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马克·罗斯科.艺术何为：马克·罗斯科的艺术随笔（1934-1969）[M].[西]米莱罗编.艾蕾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69页。

[2] [德]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的终结？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M].常宁生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331页

 

作者：艺术家自助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