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作《二王法书管窥》2

 

，仍在隸和草二體，其所心儀手追的，只是鐘繇、張芝二人，而其成就，自謂隸勝鐘繇，草遜張芝，這是他自己的評價，而後世也說他的草體不如真行，且稍差於獻之，這可以見他自評的公允。唐代張懷瓘《書斷》論羲之書法雲：“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精研體勢，則無所不工。”張懷瓘敍述右軍學習鐘、張，用剖析、增損和精研體勢來說，這是多麼正確的學習方法。總之，要表明他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要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

我服務，不泥于古，不背乎今，才算心安理得。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的秦漢篆隸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如於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後代開闢了新的天地。這是羲之書法，受人歡迎，被人推崇，說他“兼撮眾法，備成一家”的緣故。

       前人說:“獻之幼學父書，次習于張（芝），後改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所以《文章志》說他“變右軍書為今體。”張懷瓘《書議》更說得詳悉：“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偽謂不拘六書規範，略謂省並點畫曲折）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費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 子敬之法,非

草(蓋指章草而言)非行(蓋指劉德升所創之行體,初解散真體,亦必不甚流便),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今草)又處其中間,無籍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弛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陶弘景答蕭衍（梁武帝）論書啟雲：”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字不詳，或雲是王家子弟，又相傳任靖亦曾為之代筆），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 就以上所述,子敬學書經過,可推而知。初由其父得筆法，留意章草，更進而取法張芝草聖，推陳出新，遂成今法。當時人因其多所偽略，務求簡易，遂叫它作破體。及其最終，則是受了其父末年代筆人書

 

勢的極大影響。所謂緩異，是說它與筆致緊斂者有所不同。在此等處，便可以參透得一些消息。大凡筆致緊斂，是內擫所成；反之，必然是外拓。後人用內擫外拓來區別二王書跡，很有道理，說大王是內擫，小王則是外拓。試觀大王之書，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我現在用形象化的說法來闡明內擫外拓的意義，內擫是骨（骨氣）勝之書，外拓是筋（筋力）勝之書。 再來就南北朝及唐代書人來看,如《龍門造像》中之《始平公》、《楊大眼》等，《張猛龍碑》、《大代華嶽廟碑》、《隋啟法寺碑》、歐陽詢、柳公權所書名碑，皆可以說它是屬於內擫範圍的；《鄭文公碑》、《爨龍顏碑》、《嵩高靈妙碑》、《刁遵志》、《崔敬邕志》等，李世民、顏真卿、徐浩、李邕諸人所書碑，則是屬於外拓一方面；至於隋之《龍藏寺碑》，以及虞世南、楮遂良諸人

 

之書，則介乎兩者之間。 但要知道這都不過是一種相對的說法,不能機械地把它們劃分得一清二楚。推之秦漢篆隸通行的時期，也可以這樣說，他們多半是用內擫法，自然解散隸體，創立草體以後，就出現了一些外拓的用法，我認為這是用筆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可以理解的。 由此而言，內擫近古，外拓趨今，古質今妍，不言而喻。學書之人，修業及時，亦甚合理。人人都懂得，古今這個名詞，本是相對的，鐘繇古於右軍，右軍又古於大令，因時發揮，自然有別。古今只是風尚不同之區分，不當用作優劣之標準。子敬耽精草法，故前人推崇謂過其父，而真行則有遜色，此議頗為允切。右軍父子的書法，都淵源于秦漢篆隸，而更用心繼承和他們時代最接近而流行漸廣的張、鐘書體，且把它加以發展，遂為後世所取法。 更有一事,值得說明一下，晉代書人墨蹟，世間僅有存者，如近世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