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于亨具有一种淡泊地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至少这在他的画作上有所反应。众所周知，淡泊历来是中华民族所崇尚、所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更是古代画家孜孜以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即便是在那远逝的田园古风时代，要做到淡泊地处置人生和艺术亦非易举之事，更何况浮躁凌厉的今朝。当临参与意识，商品意识已成现代意识之表征的时代，尚来谈论所谓恬淡、寂寞、朴素之类的修养功夫，心灵境界，似乎有迂腐学究之嫌。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中国哲圣庄子曾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他把人生的修养功夫和宇宙人生的本质相联系，强调了主体之心性状态的重要性。就庄子的思想而论，所谓淡泊实在是一种理想的心性状态，即虚静之心，它是主体得以把握人生以致宇宙万物之本质的主体性条件，也是主体“无为而为”地创造世界价值意义的本源。这种理想的人生心性状态，一旦显化为现实形态或反应在新的结构形态中，便可能造就品质、格调、行为或形象的审美性质，用庄子的话来说即是“纯素”或“朴素”之美。中华传统艺术之所以始终以“平淡天真”、“朴素自然”为最高的艺术品格和境界，就在于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理想。

由此看来，于亨于躁动的时势中尚能执着淡泊地对待人生和艺术的态度，确是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定在了一个高层位上。这不仅需要果敢，更需要学识。

对高尚人生理想的体认和追求，即便尚处在一种意向状态，都会使一个人显示出超凡脱俗好的迹象。于亨显然如此。尽管他目前还是一位未成大名的画家，他的艺术实践却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趋向。他的画作也比较明显地呈现出某种颖异之象和清新之质。我不敢断定他受了正在崛起的“艺术回归”思潮的影响，但敢说于亨肯定没有趋附时尚，强以绘画去企求人们一度热衷的、违背艺术自律性的种种社会学价值。绘画靠艺术语言说话，对于于亨的判断所依据的也正是他的绘画语言。

就突出的特征而言，于亨的绘画语言可以用“纯素”一言以蔽之。具体的分析则可由“纯”和“素”两个侧面来展开。前者涉及表现内涵，后者则涉及表现形式。至于具体的评价，不妨借用《庄子·刻意》中的一段表述，即“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

于亨水墨画意蕴之“纯”，在于他比较完满地表现了他的主观因素。一般地说，淡泊的心性状态最能使自身诚切的感受和朦胧的意向浮现为主体意向的中心目标，以至自然地形成主体的某种选择性而排除纷杂的干扰因素。由此而获得的纯粹性的东西，并不是外在於主体的现实自然的规定，而是内在於主体的主观自我的体验。如果可以视这种纯粹性的东西为“神”的话，那么它显然不是那种往往被认为是与人对立的，也就是自在的客观之“真”。其实，中国艺术所重的“神”正是这种纯粹性的心灵体验，而不应该理解成一种客观真实。也许于亨谙於此理，因为他的画传达出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意绪。而这种可以表述为宁静感、空寂感、孤傲感的意绪，恐怕就是于亨真切感受到的一种内在的、纯粹性的心灵体验。对于这种心灵体验，画家显然是把握不放、穷追不舍，以至那些自然景物，往往逸笔草草、信手而为。执意求“纯”而非刻意求“真”求“工”，使得于亨水墨画的意蕴深而又显，富有较强的感染力。其意蕴“深”在那些画作将画家的意绪转化为一种持续呈现的形式母题，使人逐渐从重复的情状中隐隐地生出共鸣来；其意蕴“显”在画家的意绪集中地体现在单纯一致的形式母题上，以至画面上的那些自然与人文景观具有鲜明的象征性。

于亨水墨画形式之“素”，在于它清澄透彻、秩序井然、干净利索、无繁缛拖沓之“杂”。，笔势清逸流畅，行迹温润圆柔、平淡清雅，意气生动贯通。观其画，水墨淋漓有若游龙出渊，却又去其骄躁之势而存其水气氤氲之象；造型恣肆如若鱼翔浅底，却又抑其轻飘之态而拟其往来潇洒之迹。读于亨之画，此刻方觉其“纯”者其“素”者，乃相互照应、相互依托的一体之两面。唯其意蕴之纯，方有其形式之素、之雅；唯其形式之素，方有其意蕴之纯、之神、之诚、之深而又显。

因此，我以为于亨之画有纯素之美。

作者：吕品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