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画”，难道从来就以水墨、写意主而流之？又不得不说到“传统”。水墨因生宣纸作为材料的广泛应用而昌明，也不过400余年的传统，那在这之前的石窟、寺庙壁画，绢帛上的工笔画呢？更不说上下5000年纵横东西南北中的其它林林总总。

　　说“中国画”，源远流长、体系庞杂，因而图一时之快而简单地“革命”之，并不具建设性意义。何妨从最基本的材料开始进行一些改变，从形而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切实开始中国画的更新。

　　说“中国画”，在今天，更须要在一个全球的、当代的文化平台上来重新考量和较劲儿，而这恰恰又是“中国画”最不屑也是最不得解处。但事实终归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中国画”如不经历这种洗礼，说得再多也是白说。

　　说“中国画”，说到底还需要个体的解答方式来实现其当代可能性，毕竟，再宏大、深远的想法和说法都得由每一个个体去实现。而且，当画画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时，其实就只有此时此在的个人，“中国画”也就不必那么沉重和艰难于历史、传统、民族、本土之类大而空泛的命题，这或才真正是“中国画”之幸。

2002年1月

　　（文章来源：发表于专著《从材料到观念》（2004），出版：黑龙江美术出版社，ISBN 7-5318-1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