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与俗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也是艺术中的一对矛盾，我们通常讲的阳春白雪类的高雅，是指上层社会所宗尚并占据艺坛主导地位的艺术，所谓通俗艺术，一般指为下里巴人市井小民所喜爱的艺术。其实在社会的生活中，艺术的雅与俗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很多共性，因为雅与俗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艺术作品的接受群体亦是如此，并非截然能分的开。

　　在绘画艺术方面确立雅的标准，早在唐末五代便初见端倪，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把画分为四格，即：逸格，神格，妙格，能格。逸格为最高境界，并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这个逸字是超出技法层面的东西，是画家各方面的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流露。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更是明白的提出雅与俗评价标准，其在论王维吴道子画的诗中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衽无间言。”我们从苏轼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其对吴道子的画尽管以妙绝评价，但却流露出轻视画工的意思，把工匠们的绘画列为俗类，而对王维这个文人士大夫的作品赞不绝口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苏轼把诗人(逸士)与画工(俗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极力褒扬前者而贬后者。他的“古来画师非俗士”，“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并称文人士大夫的绘画“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其泾渭分明把文人画称为高雅艺术，将画工匠人的绘画称为低俗艺术而进行褒贬，充分体现了其在美学概念推崇的“淡泊”“萧疏简远，超凡脱俗”的境界。由于苏轼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地位以及影响力，他的这些理论对后世“文人画”的兴盛和工匠绘画的衰微则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作用。

　　元代是“文人画”占据画坛主导地位的时期，这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画家有：赵孟頫，钱选，倪瓒等，其对文人画的理论加以演绎与发展。钱选提出“士气画”是不求形似，以得天趣为高的主张，倪瓒则提出“逸笔”和“逸气”的理论曰：“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以为写胸中逸气耳。”这样的重“君子之风”，主张“游于艺”，强调“清雅超然于物外”，力求“萧疏简淡”的意境，为元代“文人画”的兴盛莫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雅俗问题进一步作出了诠释。

　　明代董其昌更是把个“文人画”推崇到了极致，他的“南北宗论”可谓是在中国美术史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不论其提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有多少负面影响，仅是他将禅宗思想理论融汇到中国画流派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来说，便是意义深远，使雅与俗更加清晰地对立起来。

　　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闲适无奈中，把绘画创作看作是纯粹的个人娱乐，“以画为乐，寄情笔端”，把绘画当作闲情逸致的享受。因为他们的审美尺度是“虚和萧散，神逸气静，澹泊天真，”达不到这种境界便是“俗”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降的文人画家大都是文学家，诗人以及有一定地位和官职的士大夫，他们在绘画中文学趣味非常突出，“画中有诗”成为他们的审美标准和评价取向。因此在“文人画”中诗，书，画，印相结合并融为一个整体，这便成为“文人画”的基本样式。。柯九思在他的题画兰石小品中写到：“画到书生本色始见清绝”，所谓“清绝”便是文人士大夫要求的高雅绝俗。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马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