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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笃：在日本生活的那个阶段，你是怎么考虑自己与日本文化艺术的关系的?
蔡国强：当我刚在日本艺坛崭露头角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国内的争论，即这是新亚洲保守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所以，1994年我在东京、广岛、京都等地举办的大量展览，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同年，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年终总结回顾文章的标题为《蔡国强活跃，西方衰落的一年》。其实西方根本没有衰落，只是日本的西方势力在衰落，日本所谓的“蔡国强现象”就是新东方主义，或者是思想的亚洲路线的兴起。然而，有一种很好玩的现象，主张走亚洲道路的日本策划人中村英树等从未组织过我的展览。但另外一些反对走一种东方式的道路，只承认西方是舞台和主导的策划人如南条史生、长谷川佑子，频繁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展览，或主办我的个展，考虑选择何种艺术家去西方展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然而，那些提倡走亚洲道路的策划人，认为种种现代艺术流派是与西方同步平行发展，比如，装置非西方独有，他们积极奔波于东亚和东南亚，甚至发现了卖宵夜的车子，认为这正是一种亚洲的装置的美学思想。
注释：本文部分摘录于策展人黄笃之访谈，原文与蔡国强亲自撰写的《关于〈威尼斯收租院〉》(画册第42号作品)以及费大为中文版的文章《业余的乱搞》一同发表，蔡国强在此文中对他在日本的阶段作出坦率而开放性的评论，也使本文特别值得关注。
《今日先锋》(天津，2000年第9期)，第43—65页，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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