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旅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什么样的生活感受是最直接和头等重要的, 而这类的生活感受与艺术创作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关系?
正是带着这样的兴趣和问题,宋庄艺术现场网站采访了旅居意大利七年并加入意大利国籍的中国艺术家高炀。
对于身处异国他乡,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社会背景之中生存的艺术家高炀而言,其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身处异国他乡,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讨论的他者性问题。迁徙移居国外,这是踏上使自己变成他者之旅的开始,成为他者的首要条件就是与一个全然不同于自己的文化相遇,这种相遇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冲突、碰撞和自身主体身份的改变和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殖民主义理论谈论最多的是身份的建构和重新建构的问题。
走进高炀位于宋庄小堡村的工作室,进入视野的是满屋子的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带有强烈德国新表现主义和意大利超前卫画派的特征,其中不少作品是以头像为表现主题的。尽管高炀接受的是西方绘画传统的训练,而且在西方绘画史中肖像画有悠久漫长的历史和重要性,但当你面对这些脸上布满粗旷,奔放,充满挑寡意味线条的头像时,依然不禁困惑。毕竟现代艺术史的常识提醒你,表现主义绘画作品把一切可清晰辨识之物排除在再现范畴之外时,对作品细节的最终阐释权利是掌握在艺术家手中的。当问高炀为什么对头像感兴趣并画了这么多头像时,他的回答是,在欧洲区分国族的外在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头和脸部,同时画头像就像是自己写记日记一样。显然,头像的创作与他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即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讨论的身份建构问题;把头像视为日记,是高炀想把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一瞬间的真实感受、理解、领悟、心境的细微变化和差异,表现在绘画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炀大量重复性地创作头像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头像在艺术家看来,就是记录并再现了其精神追求过程中的种种心里路程,而这种精神追求同样反映在高炀对抽象和表现主义绘画语言的执着和偏爱中。
抽象绘画是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发展演变中一个重要现象和流派,抽象绘画对再现具像的排斥,被视为是对代表周围一切物质的具像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是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超越,也是艺术家要创造出一种不与周围那个庸俗、低下充斥着商业气氛的世界发生任何关系,一种纯粹的、独立自主的、不受物质世界玷污的艺术语言。抽象艺术家以一种强悍的姿态,一种充斥着粗旷、任性、放荡不羁的绘画笔触建构着自己的乌托邦世界。抽象绘画语言是排他的精英主义式的文化表达。
高炀对抽象艺术的执着和偏爱,既体现在他具体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对绘画语言的开拓和创新中。对于曾对他有过重大影响的画家德库宁、巴塞利滋、意大利3C(库奇,基亚和克莱门特),高炀依然推崇备至,但在具体创作过程里,开始放弃画笔和刮刀,更多的时候直接用手将颜料涂抹在画面上,因为这种方法更直接和随心所至地表现画家不同过任何介质所要表达的任何东西。高炀的绘画中,特别是头像,总有某种笔触的张力和破坏力并置共存的特征,这固然是对西方抽象表现大师的继承,但把这一现象置于后结构和后殖民理论语境中考察,不难发现这与他的特殊身份——散居族裔(diaspora),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后现代理论中对于主体的讨论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再讨论完整独立统一的主体性,而是讨论主体在社会脉络中所采取的具体位置和立场问题。其次,散居族裔是指漂泊海外,远离自己生长的文化社会环境,其文化身份的构成,是杂交性(hybridity)、多元性、矛盾性,其使用和挪用来建构文化身份的文化资源的特点,又是分散的、碎片式、非统一和完整的。这种散居族裔身份的文化特征,恰恰也在高炀的头像作品中有着具体的表现,头像中那些粗旷的笔触和色块,似乎在破坏和颠覆本来就十分模糊的头像,使观者完全无法看到一个身份清晰,完整和统一的头像。在高炀赞赏和推崇西方抽象表现大师的同时,特别是波洛克的泼洒技巧,他又对北宋时期山水大师范宽的不露痕迹地达致“随心所欲”的效果表现出强烈的憧憬。他不再追问艺术是什么这类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完全放弃了构图和色彩的美丽效果,只关注绘画语言本身,但同时又视头像画是自己的日记,是自我表现和追问的一种方式。在意大利3C绘画中表现出来的对画面本身的强烈的破坏力中,高炀读出了某种富有圣灵的意味。所有这一切表面上似乎矛盾的现象,恰恰是他作为一个散居族裔的艺术家必然表现出的特征。
受访艺术家 : 高炀
访问人 : 徐建
地 点 : 宋庄镇小堡村高炀工作室、宋庄艺术家促进会网站
时 间 :2006-12-30上午10:00~12:00、1:20~3:20
天 气 :下 雪
徐建:你谈一下你刚到意大利时候的状况和在意大利所了解的一些中国艺术家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高炀:在意大利聚集着很多从中国过去的艺术家,在整个欧洲聚集在德国的中国艺术家比较多,很多中国艺术家的居住、生存环境都没有保障,不像国外的艺术家,有各种基金会为后盾,不用为生活考虑和发愁,跟我本人去欧洲前所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去了欧洲,驻在我的意大利妻子家,所以一到意大利,画画就能够开始,没有被这么多事困扰。但是刚到意大利最困扰的事情还是语言,在国内学的那点语言基础到了意大利用不上,不能够马上和周围的意大利艺术家打成一片。
在意大利遇到很多中国的艺术家,他(她)们之中处境好点的艺术家和一些二、三流的画廊签约,靠画画为生。有些语言能力好的艺术家也容易和当地艺术家融合,而且还和当地的社会圈形成了很默契的关系,例如:前几年去世的中国艺术家陈箴就是一个例子。他本人是被意大利人推出来的,所以工作在意大利,而自己生活在巴黎,作的算很成功的艺术家了,但这样的艺术家毕竟是少数。
记得刚到意大利的时候我的语言说的不好,画画以外,为了谋生,结识了很多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在欧洲的女艺术家很多,当时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广东女艺术家,她从中国去意大利的时候是和她的意大利丈夫去的,从这个女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妇女的那种勤劳、贤惠的东方女性所特有的美德,这个女艺术家居住的环境条件很普通,她和她丈夫住的家也就10平米左右,而且后来由于她和她的意大利婆婆的关系不好,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为了谋生她也想了很多办法。
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作了一套中国西藏人穿的衣服,她做翻译,我们俩在都灵的街头给往来的路人算卦,有时想起这些真是不堪回首。
徐建:我看了你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能谈一下你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自己的架上创作而不去寻求另外的艺术创作方式。
高炀:我出国前在国内接受的都是国内的正统教育,这些东西对我后来,也就是说到现在的影响都是非常大。有些去了海外的艺术家把以前的学东西完全放弃,重新再找一套“体系”。我个人的绘画创作不遵循这条路,我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好多东西在我脑子里也已经形成了,意大利人的美术教育或者说在西方人看来,我们这种基础式的绘画教育已经过时了,而且欧洲一些懂艺术的人对待艺术的态度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家, 记得有一次聚会,我遇见一个西班牙人,在做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是画家,而对方介绍自己是艺术家,并且随手一比划,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东西方的差异,同时也使自己认识到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式。
徐建:你的作品画了很多人头像,而且受表现主义影响很深,你是怎样确定这种绘画创作方式的。
高炀:我喜欢表现主义的东西,我以前很在意“艺术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更注重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
表现主义的东西对我的影响很深,比如说意大利的3C(库基、基亚、克莱门特),德国的比塞利兹,美国的波洛克、德库宁都是对我的作品产生影响的西方现代表现派的大师。从这些大师的作品中使我有一种肆意自在畅游的感觉,这应该和我本人的性格有关,我从小生在内蒙,长在内蒙,属于北方人的个性,似乎对表现主义的东西有种与生俱来的倾心感,我对绘画艺术有种依赖,从中能体验到乐趣,绘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画了很多我自己的“脸”,我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期很在意自己的这张脸,画脸已经成为一种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是我绘画语言的一个符号。我的作品强调的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信息。我现在画画尽力剔除一些熟悉的东西,理性地接受些新的可能曾经排斥的绘画语言。我早期的绘画创作受到德库宁的影响很深,他的绘画中那种文学性、历史性、古典性的绘画气质感染着我。还有一些大师同样影响着我,前面已经谈到的几个大师。,像比塞利兹的画,当我直接面对他的画幅时,有种颤栗的感觉,而波罗克在画面上的任意泼洒,使我吸收了他这种绘画语言,追求那种天然的非人为的秩序感。总之,表现主义的绘画孕育了我自己的绘画。而且这几年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些绘画精品,使我对传统艺术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触动,记得北宋大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似乎画家想到那儿,就画到那里,看不出经营的痕迹,完全是“随心所欲”式的。这种文化对我现在的创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是观念上的改变。
徐建:看到你画中画了很多头像,谈谈你是怎么想的。
高炀:我的画出现很多人脸,我迷恋人的概念,在人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具备一张脸,脸能反映我的暴力情节,对人的看法,有自恋情节,关注自己的形象。在我内心有些矛盾解决不了的,通过画来解决。
徐建:在西方艺术家中那些艺术家对你影响大
高阳:很多有名的大艺术家对我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大学时代独立创作时代,西方大师给我语言的判断,意大利3C影响很大,对画面控制力,对油画语言这种特殊的用法,过去德国的表现主义,如巴塞利兹,曾经影响过一段时间,现在把他们的影子都去掉了,但继承了他们一些东西。对画面张力的表现和破坏力都继承了。现在各种信息揉在一起,成为自己的东西。有个国外人来了我这说我的画里有凡高的笔触,还有安迪沃霍照片印刷的东西,还有德库宁的笔触,还有意大利3C这种平面化和对画面的破坏性,有一种圣灵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强调这种冲击力,这种内涵性大,不太重视表面化的颜色的构成漂亮的颜色,对用笔的方式表现的越来越多,对激情的喷发的体验那种安排的有序化的浅意识结构,尝试着生活中给你一个新的东西怎样去处理的方法,对艺术从本能上判断就和吃饭吃面条一样。为什么这样画,我从不考虑,这些留给专职评论去考虑,靠潜意识心里因素决定的每个画家在创作上的观点都不一样。
徐建:你是怎么来不断确立自己绘画风格的,在作品中又是怎样体现的?
高炀:我现在开始画画时,本能的想遗忘某些东西,这是画画的初衷。我把一些熟悉的东西剔除掉,把一些新的东西融入,这是我潜意识的决定的。理性的去掉,对画面用笔方法和铺开排列的方法都是有意识的去做是我以前画面中没有的。强调没有经验过的事,对绘画形式和内容考虑越来越少。从宏观角度,本质意识中的东西过去考虑,对这些变成种本能,考虑画面本身语言性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的有些作品直接泼上去,用手画上去,不用笔画了,过去也用刮刀,现在不用了,太熟悉了,表现派大师曾用过的东西阻碍着我,我放弃了,要用新的东西。但是我的作品笔触决不是装饰,决不是肌理,从我情绪上去控制,这是受美国最后一个架上绘画艺术家波洛克的影响而受到的启发。
波洛克强调更潜意识,强调节奏和运作过程,这种机缘很有意思,这几年如果说受大师影响,也就是受波洛克影响最大,迷恋他的细节,就像儿童在从事的游戏,绘画创作这种标准性太强,而波洛克则完全回到儿童的天性状态是一种天趣的秩序感,就像波洛克自己说的他这种创作方式是受一滴颜色滴在画布上产生的效果而受到的启发,才开始这样创作的。他从来不问艺术的本体,从来不考虑如何操作艺术,完全回到一个小孩的状态去创作。
波洛克对绘画创作速度之快,对细节的描摹完全依靠潜意识去控制,我非常迷恋他,我认为他是近代最好的一位画家。
巴塞利兹对于我尝试语言和直接暴露对象影响很大,应该说他是和传统艺术联系在一起的,他直接表达灵魂,直接面对自己,站在他画前我浑身颤栗。像谈到的德库宁、波洛克和巴塞利兹属于西方近现代派代表的艺术家他们强调的艺术精神是严肃的、所以我认为他们和传统的精神挂在一起的,我在他们的画面前就像他们的灵魂直接渗透我的心灵,这是我对大师的理解。当然我是带着东方的梦来到西方的,西方艺术大师的这种情节来到欧洲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我才领悟到艺术家的作品是和艺术家自己的天性分不开的。我是北方人,我本人有这种酣畅的感觉,我始终在表现主义中孕育我的情怀,但我认为我现在的绘画绝不是原始的表现主义了,我的作品保留了原始的表现主义的精神而在这种表现主义情怀之中已经孕育出我新的创作风格。是对表现主义的重新解读。可以说这种创造是和我的天性结合的必然产物。这就是我去欧洲的寻梦的结果和理由!因为艺术的真正动机是“创造性”永恒的精神领域当中深深的溶入了我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但希望观者不能回避的是我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从来深深排斥装饰性、有意做忽略绘画形象。不是我刻意而为的。
我的绘画中西结合,但油画艺术本身是西方传入的,所以根本还是在西方,但是到了近当代传承了很多东方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艺术的这种乐趣很重要,安迪沃霍给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绘画就和写日记一样,写的是自己。写别人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的绘画就是我的日记。
徐建:高先生您从国外回来,把最新的艺术动态带回国内、带回宋庄,我们期待着看到您有更新的作品与大家见面。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