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您提到刘先生在八九十年代与艺术潮流格格不入，能否具体谈谈？

袁运生：当时的艺术潮流更偏向现代主义，而刘士铭的艺术趣味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和传统艺术。他根本就不是搞学院艺术那类人。学院派讲究的那种严谨写实，他压根儿就不追求。应该说他有非常好的基础，要不然他老师也不会那么喜欢他、看重他。

他不会迎合潮流，也不想成为学院派代表。他早年的作品《劈山引水》就体现出独特的想象力，与学院派的严谨写实风格不同。他的艺术随着生活经历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接触不断升华，与当时追求时髦的艺术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 记者：您觉得这种不迎合有何意义？从《劈山引水》后，他作品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袁运生：这恰恰体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真诚和坚守。他的存在，为当时的艺术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坚守民族文化脉络，从传统中汲取养分进行创作，这种坚持在浮躁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他的作品发展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每一件作品都记录着他不同阶段的真实心情和情感。他的气质与中国本源文化紧密相连，喜欢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民间艺术，关注民间传说和故事，作品中散发着与中国土地和民间文化天生的亲近感。

他在历博的工作经历，让他深入接触中国古代雕刻，对隋代艺术等有深入研究，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使他的作品充满中国艺术的气息，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脉络。

从早期的《劈山引水》展现的想象力，到后来融入更多民间元素和生活感悟的作品，体现了他对艺术的不断探索和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深入挖掘。

仿人形浮雕彩陶壶（新石器时代），刘士铭作

■ 记者：您如何评价他作品的价值？

袁运生：他的作品不在于大小，而在于蕴含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他的雕塑是内心的真实抒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现在人们往往认为城市大雕塑才算重要作品，但他的作品如果放大，同样具有震撼力。

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在雕塑领域，无论是艺术教育还是艺术创作，都需要有人坚守这样一条道路——一条与民族、与整个文化脉络紧密相连，既能延续传统又能创新发展的道路。而他，正是这样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阮籍，刘士铭作

■ 记者：听说刘先生在美院的工作条件很艰苦，甚至多年没有工资，他是如何坚持创作的？

袁运生：我觉得对美院来讲，是很可惜的事情。他没有在精力还很好的时候，在雕塑系教学里头，发挥他的作用。如果条件给他好一点，他还可以做更大的更多的作品，可以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作品，但是没有这个条件，他就安于这个条件。

在美院的15年，他几乎变成一个锅炉工样的人。在困难的环境中，身体还那么不好，他还做了很多作品，光是这一条，就难能可贵。只要能继续做作品，他就感觉心里头平衡。所以一个艺术家，他不是由于表面上成功，他有了多少钱，多少人前呼后拥...他不追求这些，他不在乎这些。他的作品里充满了乐天的态度，有浪漫的情怀，没有愁苦、愤愤不平，这很难得，所以我说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钉鞋，刘士铭作

■ 记者：这种艰难处境对他的艺术有什么影响？

袁运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艰难的处境成就了他的艺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艺术，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他的作品才会如此纯粹和有生命力。如果一个人老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够不够当代，他要在乎这个，他就不是今天的刘士铭，他不以为意。

他的生活很艰难，但他有乐天的态度。他的作品留给别人的或者自己的，往往是支撑他的东西，是一种情感的想象。艺术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是融入骨子里的，这也让他的作品一直充满生命力，这一点我觉得是许多艺术家连碰都没有碰到的。

为什么人们喜欢梵高，就因为梵高是那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人看的人，在他眼里连天空都那么美好。刘先生心里头啊，也装着好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支撑他扛过困难、对抗病魔的重要力量。所以说，艺术和他早就合二为一了，光这一点，就是作为艺术家特别宝贵的品质。

长坂子龙，刘士铭作

■ 记者：您认为刘先生在中国当代雕塑史上应该有怎样的地位？

袁运生：他是在中国雕塑艺术发展中，坚持走民族文化之路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艺术意义不在于具体作品的评价，而在于他所坚持的道——将艺术与民族文化脉络相连并推动其发展。

在当今时代，他的存在为艺术界提供了定力，提醒人们重视自身文化传统，而不是盲目追求时髦和西方标准。刘士铭的坚守，为当代艺术家提供了榜样，提醒我们要保持对艺术的真诚，注重作品与自身情感、文化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虽然目前他可能未被充分关注，但从长远来看，他的作品和艺术理念在中国雕塑史上必将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值得未来美术史家深入研究和评价。

熔，刘士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