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一个地名与一种方法

　　自北京南下，行千里至阜阳，沿颍河水系，再百里，是太和。

　　太和地处皖西北，与中原犬牙交错，古称细阳，汉时置县。颍河纵贯全境，携支流冲积出百里坦荡平原。气候南北兼容，恰在温带边缘，雨水充沛时稻香阵阵，少雨时又满眼麦浪。历史上匪气盈野，响马频出。方言里带着微微卷舌，语调急促，粗粝之中，自带一股不容抹平的生气。京九线自县境东侧穿过，火车只在此停留几分钟。

　　簇新的太和高铁站伫立在田野边缘，泛着锋利金属质感的四方形建筑，在稻田与村庄旁，像一个突然被置入地表的异质空间，带着几分“中二少年”式的姿态，与四周平实的乡土气息之间，构成一种不乏幽默感的错位。

　　站外，平原开阔，道路、村落、稻田交织分布。夹着水汽的田畴没有尽头地平铺开去，一种既整饬又流动的地理格局，沉静、坚实。

　　车站二楼候车厅展出题材各异的传统书画作品，别具一格的地方气韵顷刻漫溢。香椿、樱桃、桔梗、薄荷，当地风物被本地画家精微入画，作为提炼的文化符号，一面连接深植的土地，一面连通高速的流转，与站厅结构形成奇妙的并置。“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并非虚声，在这里，笔墨是一种地方能力，也是一种熟稔的日常表达。

　　这是贾廷峰常走的回乡路。

　　不只是回乡。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进行一场场迁移。从县城出走，辞去公职，漂至南方海岛，在国内各地乃至世界诸多地区暂栖，直至驻扎北京798，在怀柔的山村定居。三十多次的搬迁经历，有时是选择，有时是风，宛如这个高速发展与极速更迭时代的镜映。

　　二十年来，贾廷峰在北京798操持着“太和艺术空间”，这是798中极少数专注水墨的画廊。在一个普遍向外看、向西看的艺术语境里，他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一场场展览和一次次国际推介过后，他依然坚持一个判断：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建构自己的母语体系，找到属于自己的判断标准和表达方式。而水墨，作为一种深植本土经验与文化结构的媒介语言，是最可能通向这一体系的路径。

　　这个判断是否成立，见仁见智。

　　有一点可以确定，“太和”这个词，在他那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那个皖北县城的名字，也不是画廊门头上的符号，他判断艺术与文化的方法论，关于本土、尺度与自我秩序的内在参照，皆经由此生成。

　　公众面前的贾廷峰，是一个与太和这种温润、低调的地理气质不大相称的人。在喧嚣的艺术市场里，他以“敢于开炮”著称，针砭时弊、痛斥乱象，始终将自己置于某种有形或无形的另一面。他锋芒毕露，并自豪于这种“有意为之”，毫不掩饰自己的“精神洁癖”，也不归避与世俗规则的碰撞，带着一种对场面上的自洽与修辞的强烈不容纳度。

　　一些有关“当代水墨”“自由”“尺度”“母语艺术”等的鲜明提法，常被视作一种体系构建的姿态，也因此，贾廷峰被认为是一个意见人物、体系挑战者、甚至艺术领域的异议者。

　　一个从秩序静默、规矩内隐的平原小城走出的人，将“勇敢”视为自身最引以为傲的品质，“热衷冒险和不走寻常路”，这样一种反差，让他显得锋利而难以归类。

　　太和，是贾廷峰的故乡，一个地名，也渐渐成为一种方法。

　　某种意义上，那并不完全是他源头意义上的启蒙之地，而是一种被反复拉扯、辨认、修复和校准的内在坐标。在频繁的迁徙与反复的自我更新中，如同一枚埋藏在词语背后的种子，被他带往不同语境中发芽。那些看似指向未来的词语，关于母语、结构、尺度、根系与再造的探讨，无一不在某个时刻，回到这个名为“太和”的起点。

　　2

　　两次出走：挣脱太和的逻辑

　　2009年，贾廷峰在北京798艺术区成立“太和艺术空间”，它至今依然是国内为数不多聚焦于当代水墨探索的独立画廊。这一坚持，发生在一个高度全球化、艺术生产和资本逻辑普遍“向西看”的时代。正因如此，他的选择在当代艺术市场显得面目清晰而又略显势孤。

　　在不具备舆论优势与市场期待的现实中，他的雄心是“在由西方确立的当代艺术标准里，为中国艺术建构一种母语的表达体系”。

　　如果说，贾廷峰今日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与当代水墨、与“自由的尺度”的持续推动密不可分，早期的他则是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现成路径的方向，他主要借助于田野经验与现实语境之上，来逐步澄清。

　　这条有些曲折的建构之路，从他两次“出走太和”时已初步奠定。

　　贾廷峰生于安徽西北部的太和县，一个有着“中国书画艺术之乡”之称的地方。在他的眼中，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一生未曾真正放下过文人理想，却也未曾真正实现过。

　　他曾与朋友们描绘过刻在记忆里的一个画面：父亲白天在政治风暴中接受批斗，夜晚到家，在油灯下铺开笔墨写苏轼、写黄庭坚。“如果他不写，他可能根本活不下去。”

　　那种近乎残破中的自持姿态，成为他早期的一种文化启蒙，乃至一种心理压抑的根源。

　　父亲曾对他寄予厚望。早年的贾廷峰也如愿进入体制，担任乡镇干部，二十岁即为安徽最年轻的乡长之一，仕途明朗。但他很快就感到“没有兴趣”，毅然辞职，丢掉身份和“铁饭碗”，抽身离开体制，像游民一般，在时代风口中南下海南，经商、游历。那一年，他年仅二十出头。

　　对父亲而言，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背离，是无法理解的决定。父子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冲突，但他们之间似乎也从未真正理解彼此，常年在沉默中对峙。稳定、服从、循规蹈矩，上一代人的谨小慎微，渴望被集体接纳与认同的安全逻辑，在他心底是难以忍受的“失语”状态。

　　这也近乎是那一代人父子关系的典型模式，父辈在历史的风暴中学会了忍耐和妥协，子辈则在改革的浪潮中冲锋与突围。两代人站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打量着世界，也打量着彼此。

　　从家庭和体制的抽离，这是贾廷峰的第一次出走。

　　第二次出走，则是从太和式的生存逻辑中撤离。

　　贾廷峰曾依靠太和当地的书画资源做字画生意，开拍卖公司，累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艺术作为资本、资源、货币、话语权的中介物，供人流通、交换、套利。他起初并不排斥这一点，甚至在其中如鱼得水。这种由地方文化与市场机制交织出的“倒爷”路径，本质上也代表着当时许多文人艺术实践的现实方向。

　　但不久后，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内在的背离：这不是他想走的道路。他对纯粹的交易模式再次“失去兴趣”。1996年，他在合肥设立“太和画廊”(“太和艺术空间”前身)，开始从交易走向建构，从围绕艺术品的流通转向艺术观念与体系的建立。

　　这是一次方法的更迭，也是一种价值立场的确立。

　　从今天回望，两次出走，看似他个人命运的分野，实则构成了贾廷峰今天文化判断的根基。

　　他的成长年代，是中国社会在文化、权力与市场三重结构剧烈转型的阶段。他经历了一个从计划到开放的全过程。上一代人的理想被湮没，新的价值尚未确立。有人选择沉默、隐退或妥协，而他不甘。他被迫成为强者，被迫在“无父之地”自造支点与准则，被迫在废墟上自我确立秩序与尊严。

　　在贾廷峰的日常表述中，频繁提及一个关键词：假想敌。这个词的背后，是一种始终处于戒备状态的精神姿态。他不愿成为被拯救者，不愿被命运摆布，甚至不愿被理解。他更希望成为主动者、破局者、自我命名者，一个能随时“出手”和“上场的人”。

　　在一个受挫的父亲身边长大，一个拥有极强自尊心却缺乏现实支点的文人家庭，灌输给了他文脉的气质，也带来了结构性的无力感。他成长于其中，童年虽过得“尽兴、放浪形骸”，但内心已早早养成了对弱者身份的深层恐惧和厌弃。远离这种身份，意味着他必须打破父亲的路径，挣脱太和的逻辑，寻求另一个支点。

　　也正因如此，他不是一个温和的建构者，他的方式常带有某种攻击性。他会在公开场合毫不留情地批评行业乱象，与行业主流保持距离，在权力系统边缘自建语境。他自认性格中有强烈的矛盾性，而种种“反抗”都来源于具体经验，是对那种被命名、被期待、被规训过的生命路径的高度警惕和持续脱身。

　　将贾廷峰的人生轨迹拉开来看，在一些锋利的行为与表达背后，始终隐伏着一种执念，是他试图竭力建构或者珍视的部分，这也意味着，那里同时藏埋了更深的脆弱。他因此极尽力道，维护，或者抵抗，游走于被理解与被误解之间，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身份和价值体系的转换与确立。

　　3

　　沉入田野：母语的试验场

　　在798艺术区最初的几年，贾廷峰的“太和艺术空间”略显不合时宜。

　　彼时，北京的艺术重镇刚经历一轮资本狂飙，大量画廊或靠拢西方艺术体制，或追逐潮流符号，纷纷将方向指向观念艺术、油画、装置、新媒体等领域，水墨被视作“退步”“保守”，甚至“地方性的视觉遗留”。

　　贾廷峰反其道而行之，将一个具有争议的传统媒介，设为他画廊的唯一方向。

　　在他看来，这并非出于文化怀旧，而是一种判断。贾廷峰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要走自己的路，不能再无限期地借用西方语法进行自我叙述。问题的根本不是“传统”与否，而是有没有能力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重建当代性。

　　在这一判断之下，太和艺术空间从初始就被定位为一个实验性、建构性的观念平台。十余年来，它基本聚焦于一个方向：探索水墨作为当代精神的媒介形式，从内部激活一种文化系统自身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理念下，“自由的尺度”系列展览逐步确立为太和体系的标志性表达。这个命名本身即带有强烈的悖论意味：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尺度的;既要突破，又必须自持。

　　贾廷峰通过这个系列，尝试明确三个关键问题：

　　谁来判断当代水墨的价值?

　　“母语”作为艺术语言是否可能?

　　在全球艺术结构中，中国艺术如何不依附地命名自己?

　　这些问题远比形式探索更值得沉思，也更具争议。

　　贾廷峰曾反复表达，他所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性”，他用“人的状态”而非艺术风格来选择艺术家，用“问题意识”而非炫技能力来判断作品。他既反对那种被动接受外来标准的当代翻译腔，也不接受空洞包装下的本土主义，他认为“都缺乏内部的尺度与自省”。

　　在这个过程中，太和的“母语”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次次展览、合作、数年反复观察与判断中逐步显影出来，“其中的曲折与艰难，不足与外人道”。

　　贾廷峰并非以经营者姿态进入艺术市场，作为一种搭建者的角色，他的身份一直在艺术推手、策展人、批评者、艺术家之间流转，这种模糊本身也是当下“母语之困境”的外化体现。

　　从中国水墨久远深重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承载来看，贾廷峰身份所呈现的模糊性也并不仅属于他个人，这也是水墨自身在当代艺术结构中尴尬的映射。它既不属于传统的博物馆体系，也未能在当代的语法中找到稳定落点，如同一个被悬置的小语种，有着强烈的文化记忆，也依然难逃在时代叙事中逐步被边缘化的命运。

　　贾廷峰的当代水墨实践也因此在当代艺术的范畴中，具有某种“边缘人”的意味。他所建构的“太和”，本质上是一种应对这种悬置状态的尝试，在无明确坐标系之中，凭借经验、直觉与长时间的判断力搭建出的坐标系雏形。这种试错与自我校准的过程，让“太和”从一个空间名称，或一个风格标签，逐步衍变为某种尚未完成的、但持续在场的母语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贾廷峰式的田野建构与当代水墨的“未竟”，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形态。

2017年，德国贝多芬音乐大厅，由贾廷峰策划的一场钢琴和古琴对话的音乐会向他的精神导师贝多芬致敬。

2017年，担任艺术厦门“财富之上 普天之下”讲座主讲人

2017年，参与策划国家大剧院“书斋·追古”的展览

2018年，获得第五届美中杰出贡献奖

2019年，台北水墨现场艺博会演讲现场

嘉宾从左至右为库艺术主编江涛、艺术家徐龙森、汉雅轩创办人张颂仁、库艺术编辑海元

2024年，TED X 象山区 演讲嘉宾

　　4

　　未竟之地：一个执念的认领

　　在中国文化中，太和是关于秩序与平衡的最高理想，阴阳调和，天地人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所，是在对立统一中寻求最高层次的平衡与包容的理想状态。

　　贾廷峰自诩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他的图景中，太和所呈现的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图景。他认为自己可能是一个“偏执的妄想者”，但如果拿掉这份妄想，他的精神将重返无依之地，所以为这份妄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无怨无悔”。

　　回到这份执念的内核，依然源自他早年的经历与烙印，他不愿将命名权被动交付他者，拒绝一切被动地等待被确认、被许可。从他个体的人生走向、思想觉醒与价值确立，逐步拓展至他对艺术、乃至更广阔的思考。

2021年， “一条小溪·世界上最孤独的展览（第一回）” 展览现场

2024年，“漠海——世界上最孤独的展览（第二回）”展览现场，青海省冷湖镇无人区

《一条小溪 一个孤独者的影像日记》 贾廷峰/编著

2025年，“出走与归来——贾廷峰和他的艺术家们”开幕式合影，从左至右为艺术家田龙玉、艺术家张立翔、贾廷峰、学术主持王春辰、艺术家张思华、向阳基金会理事长汪致重、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总经理陈豪阳

2025年，“出走与归来——贾廷峰和他的艺术家们”海南澄迈，福山美术馆

　　母语艺术的建构，是贾廷峰和太和选择承接的一份文化重负，一种不愿将中国当代艺术的命名权交付他者的建构姿态。他不认为“水墨”在当今只能被作为材料或传统遗存，它可以成为一种母语系统的当代表达方式，回到自己的文化根部，重新建立判断、尺度与命名的能力。

　　面对一个技术日益加速、感知不断被剥离的世界，他仍然坚信艺术的核心在于激活人的意识与独立精神，唤起对于存在之本的敏感。

　　母语艺术的建构，在他看来，是唤醒这一能力的最直接方式，让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土地、语言与内心，使艺术在频繁被资本驱动的展览逻辑的游戏中，重回对生之可能性的回应，对一个更加自主、内在、深层的独立体的声张。

　　这样的理想国真的存在吗?

　　偶尔，贾廷峰也会扪心自问。但，“我必须令它存在”。

　　他曾在父亲过世之后，陷入过长久的失语状态，内心“怅然若失”，那个他曾经被视为强大的“假想敌”的倒下，令他一度感到生命“无以为继”，他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我爹精神上的知己”。

　　直至父亲去世，他们之间也未曾真正和解，但他愿意相信，在某个更隐秘的维度，他们已默默相认。正如多年之后，他对“太和”的认领。走过诸多地方，他将太和留在了身后，也终身将其带在了身上。

贾廷峰摄影作品《等待与救赎》

作者：刘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