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炀：他曾是中专学校美术老师，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后到东村成为盲流艺术家。为了自己的艺术梦想，他失去了包括家庭在内的很多。在意大利的留学、生活经历，让今天的高炀视野更为开阔。

　　1、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你多少岁？生活状况如何？

　　高炀：当年我29岁，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读研修班。如果回到那段历史和现在的差距，我可能以后做梦才能梦到，当时非常贫穷，就像一场噩梦，吃了上顿没下顿。

　　2、当时的一些人有体制里的工作，但又选择了留在北京追求梦想，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你当时是“盲流艺术家”吗？

　　高炀：可以说不折不扣是一个盲流，无业游民、无家可居。但是和当地的老百姓熟悉了以后，还有一些社区警察都知道我好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只知道这个，但是从身份判断我们是一帮无业游民，跟河南的那些扫垃圾的、收废品的在一起生活，所以和他们也几乎是一样的。我在家乡的时候是一个美术中专学校的老师，来到北京以后读完所谓的研究生学历，因为自己对美术的狂热和梦想，就留在北京东村了，但是试过在北京找体制内合适的工作，但是忙碌了一年以后发现，在北京找工作要的是关系，所以就此流浪了。

　　3、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家里支持你追求这样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吗？有来自家庭或同龄人的压力吗？

　　高炀：我当时已经成家了，但是我爱人一年以后就和我离婚了，也没有孩子。对于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理解，家人对于我在北京靠一种梦想去生活很难理解，而且也没有生存渠道，那个年代卖画好像是天方夜谭，现实生存问题是第一位的。

　　4、当初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吗？

　　高炀：我是东村元老，是最早住进去也是最后离开的。当时有一些美院学生留在了东村，还有一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想在北京找寻当代艺术氛围的人，还有高考落榜生，以及无业游民，对居住在东村的文化无业游民而言，当是的整体环境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应该理解当时的那个行为艺术，是一种对抗性力量很强的年轻人的活动，这种张扬的力量不能离开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当时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商业开始启动，但对文化和前卫艺术还是压制的，我认为是社会给的压制作用让住在东村的艺术家很难真实表达自己，于是我们这些受西方前卫思想影响的艺术家想要联合起来做一个能引起社会重视的作品，这个行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应运而生，是非常自然的体现。当时就是想做集体性的行为，就好像是在一念之间，一拿方案大家同意就做了，当时的初衷是这样的，其实很简单。

　　5、现在回过头来看《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对这个作品的解读有变化吗？

　　高炀：这么多年我对东村一直是魂牵梦绕，因为我去了国外以后，人家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北京东村来的，就会提到《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因为这件作品在西方一下轰动了，参加了1999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而且西方很多重要的博物馆都介绍了，我才知道我们当时不经意间做的作品在全世界很出名了。现在再来看那段历史，冷静下来想，其实是一种愤青活动，从学术价值讲很难定位，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思想，它只是一个个体性，和当时的社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是一种年轻人的愤青想法。

　　6、当年，你们做艺术作品时，是不是被周围的人视为怪物？据说有些人还被当地居民举报过、被治安人员遣送等，你有过这样的遭遇吗？

　　高炀：曾经出过事，公安局抄过我们所谓的工作室不让我们住了，因为主要是有西方人参与。还有大众媒体，对周边当地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说我们这个农村突然来了一些黄头发的人，每人都拿着照相机，也引起了警察的关注，可能不仅仅是来这儿做生意的人。老百姓的联想度很高，再加上中国的北京市民觉悟度很高，那个年代到处都有西方人确实是很新鲜的事。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太太是意大利人，所以我没有被遣送。但是都骚扰过我们的工作室，有几位干脆就抓起来审讯了，其实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对抗政府或者其他什么罪状，只是做了些艺术，所以后来都把他们释放了。

　　7、当年选择这样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时，你觉得自己日后会成功吗？不成功怎么办？那个时期，你的内心痛苦吗？茫然吗？想过打退堂鼓吗？

　　高炀：因为我过去待的美术界非常狭小，都是大学老师，他们只是告诉你什么领导、获奖或人际关系之类的事情。我住到东村以后，给我的是社会性的认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家，他们所受的美术教育和这种流浪身份差异更大，还有当地老百姓给我一个启示：我的灵魂太渺小了。我睡在东村，根本不是学院给我的，所以这种打击是一种荒诞性的、是彻底性的。而且我背叛了当时的艺术信仰，就连农民都不如，当年我剃了光头，穿着马靴睡到我的工作室以后，有农民每天在监视这是一个什么无赖？这是艺术家吗？艺术家应该受人尊重。而且那个极端的年代，当时经济上都很拮据，也会使艺术家爆发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所以在那个圈子当中，真正较量的是你是否会放弃美好，如果你放弃了梦想，那也就放弃了。但是还有一种人，像我这样，没有放弃我的良知，最底线的那个良知，所以选择是最重要的，当你在一个无助的环境中，要做出一个选择。东村有很多谎言，有人的地方就有谎言，这里是一个社会，它绝对不是院校，也不是农民待的地方，是一个混杂体，我选择了没有放弃，选择了善良，而且选择了说真话，我问了我这颗心，我选择了我自己。

　　8、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想过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吗？在那个无名的荒凉小山上，几乎一无所有的你们十几个人，赤身裸体在做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的“荒诞行为”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高炀：这个作品我们构思出方案后，每个人都出了钱，然后请了一些中国的媒体去拍摄。做作品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女艺术家非常勇敢。从自身来讲，当时也没有多想，做就做了，没有那么精明的人会想到，这个要载入史册什么的。至于荒诞，因为当时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荒诞的，住在东村，逃都逃不了，其他地区不属于我们，每个艺术家都是荒诞的，荒诞到什么程度，就是居无定所还在进行这种崇高的伪念想，所以这都是荒诞的。作品本身也就是我们的心态，反应了一种荒诞无聊。但当时这种荒诞是能让我们很快乐的，因为找到一种心态上的对照物，体现了我们的生存困境。

　　9、《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经过多长时间才逐渐被人们认可？逐渐获得认可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高炀：我很喜欢行为艺术，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作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好像不是属于行为艺术家这一类的人，因为我的表演程度绝不像其他人欲望那么强。我对行为艺术有害羞的一面，随着年龄的增加更内向。我认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最好的一件行为，因为它把大家集体的一个游戏变成了一种共识，让你所有的痛苦通过大家释怀了，而且也验证了当时中国一帮前卫艺术家的一种真实心态，有一种志同道合的吸引力。虽然后来大家又连续做了一些，但我觉得看了以后都是目的性很强的，不如那个纯粹。

　　10、《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成功，对你日后的生活有明显影响吗？

　　高炀：还是有，我出国后也经常被邀请去各种场合讲这件作品。

　　11、社会上很多人都无法接受当代艺术，你觉得应该怎样向更年轻的85后、90后介绍当代艺术是什么？

　　高炀：其实西方也在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艺术拉到了功利方面。做艺术要有一种纯粹度，这和你的认知、你长期的延续性有关，是你内心决定的，外界很难干扰。所以对于年轻一代而言，首先当代艺术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信仰。对于我来说，有成就艺术家的梦想，但它也牢牢把我陷在里面了，我其他的生活能力都很弱。

　　12、您对当代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有什么看法？例如文化倾向、艺术的多元化、是否与社会现象问题关系紧密。

　　高炀：就好像《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个行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一样，当代艺术和社会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13、能否想读者介绍你从《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之后的一个你个人最欣赏的作品？是否得过奖不重要，你自己喜欢的就好。

　　高炀：有一件作品：《我与十字架》，是和都灵的一个双年展同步做的一个作品。因为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意大利，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里传达给我一种信息：艺术最高境界可能和宗教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把十字架直接放到我的肚子上面了，似乎有一种力量要唤醒我，提醒我要背负很多，有常人所难以理解和忍受的精神痛苦，还有肉体痛苦。就像做行为艺术，大家可能没办法真正理解，这种痛苦和误解只有你自己才能承担，所以我放了一个十字架，比较冷静，那个现场也比较唯美，是多维性的。